文/韩浩月
曾被誉为文坛射雕五虎将的北丐洪峰（其他为南帝苏童，东邪余华，西毒马原，中神通格非），在2006年的瑟瑟寒风中走上街头乞讨，为这段时间行为艺术此起彼伏的文化圈，又添了一个热闹的话题。把洪峰的当街乞讨定义为行为艺术，是因为他的出发点并非是向路人乞讨一点生活费，而是对沈阳市文化局停发其每月2000元的工资表示抗议。事实证明，洪峰这个稍显偏激的举措效果很好，不仅获得了关注，而且引来了不少声援。当事单位沈阳市文化局的回应口风也偏软，事情正在朝着顺利解决的一方面发展。
包括洪峰在内，许多人都会对此感到刺痛。首先是沈阳市文化局，不按当初的承诺给予洪峰充分的创作自由，用体制内可有可无的条条框框，要求洪峰坐班、开例会，局领导自持按规章办事的生硬做法，非但没得到服从，反而激起了对方激烈的对抗，令一个文化单位颜面扫地；其次应该是那些尚且依靠薪酬吃饭的体制内作家，进入这十年以来，虽然占据领导地位的依然是那批老人，但有目共睹的是，中国文坛已经开始在大面积的更新换代，畅销书市场被年轻作家和非职业作家瓜分，曾经叱咤一方的各地文坛领袖与干将，基本被媒体和出版单位抛弃，虽不至于像洪峰那样遭遇停薪危机，但长期依赖文化单位薪酬生存，已经使得他们失去了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洪峰今天的行为艺术，或将成为明天他们的真实境况。
最应该感到刺痛的，当是千千万万读者。作家的光环渐渐消失，“文学已死”也不再是骇人听闻的言论，作为在精神贫瘠年代曾写出震撼之作，激荡我们灵魂的作家，其“文化英雄”的符号依然在记忆中未散去。现在，成为一名作家的门槛愈来愈低，出版一本书也愈来愈简单，三教九流的人物都往作家圈里挤，凡是在各自领域稍有点成就的人，都可以志得意满地说“我明年的计划就是再出版一本书”——哪怕这本书不过是一堆文字垃圾和无聊图片。越是在这样一个浮躁的时代，我们越是怀念那些用生命在创作的作家。在路遥去世之后，有评论说，我们再也不会有如此贫困却又如此优秀的中国作家了。所以，尽管洪峰的上街乞讨具备典型的行为艺术色彩，仍然令人心酸——若非迫不得已，一个作家不会选择牺牲自己的体面来要求自己的合法权利。
韩寒在接受媒体采访问及是否作协会员时，说“作协让我去做主席我都不去”。有一本书200万的版税作底，有赛车这项第二职业，韩寒自然有底气对作协嗤之以鼻。十多年前的先锋作家洪峰如果有这样的勇气，或许现在也不会为区区一点工资动气，当然，十多年前作家的版税并不足以撑起作家的腰杆。但假如当时洪峰对沈阳市文化局抛出橄榄枝无动于衷，走市场化写作的道路，现在的收入也未必比苏童、余华差。我们需要坚持理想走纯文学写作道路的作家，可是，市场化写作不见得一定就是与文学理想对立的。给作家发工资作为一种政府行为，短时间内可能不会消失，但从长远看，纳税人不会一直乐意看到作家当作任务来完成的作品。所以，中国作家应尽快市场化起来，已经动手要抓紧时间巩固自己的地位，没有动手但创作生命还没结束的，现在就应该着手做起了。
作家陈村在论坛关于洪峰乞讨的讨论中回复说，“一篇随手涂来的球评，收益等同于十倍字数的结结实实的短篇。”这无疑是作家市场化的一个方法，手段虽小，但收益颇大。今年世界杯期间，贾平凹、刘心武等人便与超女一道，把球评开到了各地报纸上，短不过几百字，同时在十数家媒体上发表，稿费应不少于超女。写纯文学难道就一定比写球评高尚吗，未必。作家写球评也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读者需要从作家那里获得不一样的观点。作家同样付出了劳动，这种交换是等价的。作家市场化的方式还有许多种，比如参与影视剧策划（如刘震云），比如跨媒体传播（如易中天），或者干脆摸准时代脉搏，写鲜活的热气腾腾的文字（如余华）。归根结底，所谓市场化，就是走出认识误区，为阅读喜好随时都在发生变化的读者而写。
读者的承认与否是一名作家存在的最大意义。为了自身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双丰收，作家必须学会舍弃体制内的利益，尤其是当这份利益成为鸡肋、或对个人尊严造成威胁的时候，更要毫不留恋地将之抛弃。那样，新生的愉悦将彻底释放被束缚太久的手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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