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浩月的BLOG

文/韩浩月

文/韩浩月

　　情人节前夜，台湾歌手费玉清在北京饭店金色大厅举行了一场个人演唱会，也许是因为临近春节报纸纷纷休刊的缘故，这场演唱会除了个别网站进行了报道之外，竟然鲜有来自传统媒体的消息。想起2004年、2005年费玉清连续两年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的个人演唱会之热闹，感觉真是有些今非昔比。

　　不能怪媒体不捧场，打开电视，往日在内地观众中有着浓厚神秘感的费玉清俨然和内地一些串场歌手一样，由纯情小生变成了“熟张”。看看去年一片沉寂的演唱会市场，别说费玉清，即便是罗大佑、李宗盛又能如何？台湾歌手赶集般到内地淘金的辉煌时刻永远不会重现了。

　　2002年的罗大佑北京围炉演唱会，当是台湾歌手在内地开演唱会的一次标志性演出。因为在首都北京举行，媒体给予了比罗大佑上海演唱会更大规模的报道，围炉演唱会被赋予了特殊的文化意义。2003年3月，因为一个女记者的问题，罗大佑在上海开口骂了人。那时罗大佑的演出，已经彻头彻尾成了商业行为，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希望主办方能多赚点钱。”对于罗大佑的歌迷——这个世纪最后的理想主义者们来说，罗大佑无形或无意中将他们伤害了。

　　李宗盛来了，赵传来了，蔡琴来了，童安格来了，周华健来了，苏芮来了，齐秦、齐豫都来了，连不被看好的张帝也来了……当年曾叱咤流行歌坛的老一辈歌星几乎无一遗漏。对于他们的到来，内地歌迷都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只是，他们来过一次，还要来第二次，他们到了北京，还要去上海、广州。再大的内地演出市场也禁不住演出商的频频出击。到了2006年，北京的工体大修，再加上管理部门有意识开始限制大型演唱会，喧闹了几年的台湾歌星演唱会终于归于冷寂。但是不用担心，这些歌星并没有消失，他们中间，有的将事业中心转到了大陆，有的不时现身诸如“同一首歌”、“中华情”之类的综艺节目中。他们都老了吗？是什么让他们失去了年轻时的愤怒和沉默？

　　到了演唱会扎堆的那几年，正像一家媒体所评论的那样，“很多演唱会都花里胡哨噱头十足……你嘉宾神秘，我就曲目保密；你以低票价入市，我就买票送厚礼；你打实力牌，我就偶像让你看个够；你搞几十年经典回顾，我就外来和尚搞告别演出……”歌迷对歌星的感情可能是不变的，但这种商业操作手段带来的负面影响，无形当中被嫁接到了歌星身上。也许只有在歌迷的记忆里，那个曾经为自己带来无数幻想和快乐的偶像，魅力才是永恒的。

　　还记得罗大佑的《童年》、侯德建的《龙的传人》、齐豫的《橄榄树》流行时的盛况吗？在那个娱乐匮乏的时代，亿万人同唱一首歌的情况屡见不鲜。后来，随着一股突如其来的怀旧风潮席卷内地，人们一方面享受着越来越丰富的夜生活和花样百出的娱乐方式，一方面把回忆藏在内心的某个地方，时不时地拿出来晾晒一番。

　　流行音乐缺乏佳作诱发人们对经典作品的怀念。网络上流传的是《老鼠爱大米》、《我的妈是你的丈母娘》，一些占据内地歌坛重要位置的歌手数年如一日靠一两首旧作混日子。大量的口水歌、垃圾歌淹没了少数优秀作品。与现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经过时间检验留下来的作品，却闪烁着经典的光芒。无论怎样，我们要感谢那些来了又去、去了又来的台湾歌手，他们的作品记录了时代，他们的声音，曾慰藉过我们的心灵。

文/韩浩月

今年春节回老家，看到了一个碟片，内容说的是，一个贫困的农村女孩考上了大学，因为没有学费，不得不答应嫁给村长的傻孙子。故事是用我家乡的柳琴戏演绎的。听着熟悉的腔调，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复杂情绪——不是因为故事，而是为家乡文化竟然可以用这种方式保存并传播而感动。我上中学的时候，同学间就有一位家是柳琴剧团的，有一次去她家，才知道剧团早已解散，演员的生活已经很窘迫了。在时隔近20年后，柳琴戏竟然出现了复兴的迹象，令人高兴之余不由想去探询其中的原因。

通过了解柳琴戏碟片的拍摄和经营模式后，才发现家乡戏已经全然进入了一个商业化的操作流水线。投资拍摄者是市里的一位文化商人，早期也是柳琴戏演员，商海奔波一二十年后，还是义无反顾地回到了自己钟爱的行当里。用老文化人做编剧，稍付些润笔费即可。在圆自己演戏梦的同时还能有一份收入，所以演员们也是趋之若鹜。拍摄采取的是实景拍摄，省却了舞台布景等诸多费用。戏拍出来之后，投资者再通过自己注册的音像公司印制出来，发行到家乡区县的各个角落的音像摊，辐射到周边省市，甚至还卖到了一些偏远地区。据说利润不错。

我在家乡县城的一个音像店里买到了这些碟片，每碟2元的价格让人难以想像它的利润出自哪里（城市里的盗版碟最低都要5元了），但店铺里铺天盖地的碟片还是能让人感受到它销售之火爆。想想也是，在消费水平尚不算高的家乡，2元是一个合适的价格了，若再高，恐怕当地普通百姓难以接受。从濒临灭绝，到形成一个有着自己生产和生存规律的产业，家乡戏在娱乐多元化的今天竟然生生挤出了自己的一条活路，令人惊讶和欣慰。是该感谢那些本身就是一部戏剧的乡村文化作者，还是该感谢那些嗅觉灵敏理想与赚钱两不误的文化商人呢，也许都应该感谢一下吧。

前些天央视的一档节目在探讨2006年“草根”与“精英”的碰撞现象，一位评论家说媒体所谓的草根都是“伪草根”，因为真正的草根们根本不上网，那些在网络上以草根名义说话的人其实多还长着一副精英面孔。我觉得他的话一语道破了热闹一时的所谓“草根”与“精英”的真相。在网络上，是不存在草根与精英之分的，顶多是话语权多少之分。真正的草根和真正的草根文化，都还蛰伏在乡村和民间，它们有着自己独特的“自循环系统”，在固定的区域和圈子内，草根文化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在我看来，我们家乡戏的编剧和演员才是名副其实的草根英雄，在全国范围内，也许没有多少人知道和认识他们，然而在他们的受众中，却是不折不扣的明星。

那些网络上“草根”碰撞“精英”的说法事实上是不成立的，在网络世界，“草根”和“精英”不过是两顶帽子，戴哪个更适合说话或者更适合攻击自己的对手，于是便手擒来。有人说郭德纲是草根，殊不知在他成名之前便已经注册有自己的影视公司，做了演员和主持人，实质上他仍然是那个“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这句俗语所指的“有准备的人”。

城市文化不断蚕食着乡村，乡村文化没有任何抗衡之力，唯一值得一说的东北二人转，虽然改良后名义上走进城市了，但它仍然是被嘲讽和抨击的对象，更别说那些压根不符合现代娱乐口味的地方戏了。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之间，仍然有着难以逾越的鸿沟，他们的关系，是进攻与退守的关系，永远做不到共荣共生。我曾想过，把从家乡带来的柳琴戏压缩后传到网上介绍给朋友们，后来还是放弃了，版权问题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这些带有浓厚地方色彩的戏曲，怎么可能在网上找到知音呢。

文/韩浩月

　　如果网络流行音乐仍然一如既往地以丑为美，把粗糙当个性，这种音乐形式难免会逐渐为人所遗忘。

近日，某网站评选出了十大恶俗网络歌曲。在这张榜单上，不仅有《老鼠爱大米》、《两只蝴蝶》等“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也有《我的妈是你的丈母娘》、《我爱人民币》等让人一头雾水的新奇之作。

关于恶俗网络歌曲，或者说关于恶俗网络歌曲的代表作《老鼠爱大米》，说起来已经是一个非常老旧的话题，它当初流行时引起的争议，以及流行初期的火爆程度，包括后来三番五次的版权官司，演唱者杨臣刚恐吓女友等事件，一系列的新闻报道使得这首歌的名字频繁地出现在各种媒体上，轰炸着公众的视觉、听觉，乃至于一些人在一段时间内听到《老鼠爱大米》的歌名都有不适的感觉。

作为一首依靠新的传播形式流行起来的歌曲，《老鼠爱大米》没能给网络音乐带一个好头，此后相继流行起来的网络歌曲，很多和《老鼠爱大米》都像一个妈生的，从外在到内在，从形式到内涵，仿佛商量好了一般，都出奇一致地无聊和无趣。伴随着十大恶俗网络歌曲的出炉，网络流行音乐也堕落到了一个灰暗的时期，一方面是大量的音乐作品被上传到网络上，期待复制前辈们的辉煌，一方面是网民对网络流行音乐渐渐失去了新鲜感和耐心，传统唱片业抢摊网络，真正有实力的歌手占据了下载排行榜的重要位置。如果网络流行音乐仍然一如既往地以丑为美，把粗糙当个性，这种音乐形式难免会逐渐为人所遗忘。

其实，网络音乐也并非一无是处，但这需要看针对谁而言。内容提供商们是喜欢网络音乐的，通过把火爆的网络音乐制作成彩玲，他们从中大赚了一笔。传统唱片业也应该感谢网络音乐，在音乐的传播形式、宣传方法以及如何与内容提供商及搜索商分配利益上，网络音乐都能给他们带来一定的启发。网络音乐的成功操作，甚至诱惑着唱片工业走进了单曲时代。应该说，网络音乐曾经有过短暂的黄金时期，可惜，这个时期过于短暂，短暂到网络音乐人甚至来不及反思自己的得失，来不及转换创作风向便没有了生存的活力。这和网络音乐人自身的素质有关，也和商人们杀鸡取卵从网络音乐身上榨取利润有关。

一夜成名、大红大紫、转场走穴、签约公司……青蛙变王子、灰姑娘变公主的童话，诱惑着太多的人盯上了网络这块肥肉。只是他们中间最终走红的人，其成功有着太多的偶然性，或者说，他们压根不明白网民对音乐的真正需求，从一开始时的模仿，到后来的恶搞戏作，脏话、情色、暴力成为网络歌曲的“主旋律”，这些没有任何欣赏价值可言的作品，可能会迎合小部分人的胃口，却在无形之中败坏了网络歌曲的名声。

在电影《三峡好人》中，贾樟柯曾巧妙地将《老鼠爱大米》、《两只蝴蝶》安排于电影情节中，化腐朽为神奇般为这两首歌赋予了新的意义，令人感触良多。由此可见，如果别具匠心，创作者的审美对决定作品的质量有着多么重要的作用。现在，无论网上还是网下的流行音乐，实际上都处于创作跟风、优秀作品匮乏的状态，这反倒是网络歌曲置死地而后生的一个机会，利用网络的特点和优势，彻底推翻以往创作的风格，谁敢保证哪一天网络音乐不能再现繁荣？

文/韩浩月


对于余秋雨“辞作家”，媒体和一些批评者有着一定的误解。在余秋雨发表在博客里的访谈中，涉及“辞作家”的内容不过一两百字，构不成访谈的主旨。此外，考量余秋雨原话的语意（“因此，我一再声明，我不是‘作家’”），会发现余秋雨的本意不是“请辞”而是“推辞”，两者还是大有区别的。

所谓“请辞”，通常是指该人被公认为从属于某机构，在因特殊情况不能继续服务于该机构后而提出辞呈体面地退出。余秋雨否认自己参加作家协会，事实上已经与这个给予作家授号评级的组织漓清了关系，所以，“请辞”一说是说不通的。而余秋雨的“一再声明，我不是‘作家’”说法，则明白无误地告诉大家，他被当成作家，是一个天大的误会，现在要“推辞”掉这顶不属于自己的帽子，让公众重新对其进行一次身份认定。

这真的是一个难题。除了作家之外，领导、学者、评委、主持人、行者、研究人员……余秋雨身上背负的称谓实在太多了，哪一个拿出来都是令人尊重的，可是他又没有一再地声明自己愿意为人们所承认哪个角色，而是选择把一个棘手的问题交给了没有授号和评级权的大众。这是一种不负责的推脱行为。因为，在余秋雨诸多的称谓当中，公众最为认同的还是他的作家身份，他被大家广为熟知的文化行为——包括出书、签售、演讲、封笔、抨击盗版等等，无不是和“作家”这两个字密切相连。现在余秋雨说自己“不是作家，不知道什么叫文化散文”，未免有些得了便宜卖乖的矫情。

如果没有季羡林先生前段时间对“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顶桂冠的辞谢，那么余秋雨对自己作家身份的推辞或许可以博得一点廉价的掌声。同样是“辞”，季羡林体现出了一位95岁老人清醒的自省，虽然后有李敖出言贬低，但这丝毫不影响季羡林在人们心目中自尊自重的形象。与季羡林的朴实且坚决的“辞谢”相比，余秋雨的“推辞”不仅有东施效颦的嫌疑，而且因其“推辞”语气的含糊和暧昧，让人难以对其的真诚度产生信任。作为一个既得利益者，余秋雨现在要做的工作不是毁灭而是塑造，不是急于摆脱作家的公众形象转而走向高处不胜寒的大师神坛，而是勇于承担起一个作家的责任，把这个更贴近且有益于受众的角色扮演好。

文坛擅长作秀的人有很多，但余秋雨不是。他不像王朔那样心直口快朝令夕改把道歉当饭吃，也不像李敖那样狂妄自大目空一切，他只是继承了中国传统文人身上犹豫不决、期期艾艾的特性，这导致他说出的话常常言不由衷，心里想要的时候嘴上却说不要，拐弯抹角，令人不可信。在人们需要快速理解、更喜欢直接表达的网络时代，王朔、李敖式的直白显然更受欢迎。现在余秋雨不再轻言“封笔”了，但他一些言论上的婉约作风，确实需要作一些改正，放弃掉文人一些不好的德行，痛痛快快地表达出内心真实的想法。

鉴于余秋雨对于作家身份的一再推辞，也为了尽快弥补丢掉作家外衣之后余秋雨在公众心目中的模糊形象，不妨将季羡林先生摘下的三项桂冠给余秋雨戴上试试，没准哪一顶他觉得合适便会默认着戴上了。

文/韩浩月

酒桌上有一种人挺让人无奈的：他会因为一言不合马上翻脸，又会因一句顺耳的话马上跟你道歉。王朔就是这样一个让人感到无奈的人，在狂砸了一番人等之后，他对那些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人道歉了。有人说王朔目中无人、狂妄自大，我不这么认为，其实这样的人可爱之处甚多，懂理明事，见好就收，通常不会把事情搞砸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这种既凸显性格又给自己留有余地的处世哲学甚得我心。

李敖也是让人颇感无奈的一个人，这哥们，坐了那么多年牢，吃了那么多年苦，一颗敏感的小心肝儿被女人伤的那么多，开口骂骂人也是情理之中值得同情和理解的。所以，这次他对季羡林老先生开炮，也就没多少值得惊奇的了。李敖混到这份上，也就季老先生这个级别的人能入他的法眼了。好在，大家不会因为李敖的骂而对他产生多大的反感，也不会因为李敖的骂，改变对季羡林先生的尊重，用文化的眼光看，听王朔、李敖开口骂人，总比看那些什么张艺谋曾被打断腿之类的娱乐新闻有点意思。

这是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网络时代，无所不用其极是博得眼球获得关注的唯一方式，余秋雨不过是把一篇杂志采访的文章贴到了博客上，网络编辑推荐出来标题已经成了“余秋雨坚辞作家称号”，这不是一个明显找啐、挑逗网友的标题么。余秋雨苦旅也走了、书也出了、版税也拿了，说不当作家就不当，这和某个在地球上生活了几十年突然说自己不想当地球人了一样不可思议。所以说，“余秋雨坚辞作家称号”和他屡次声称“封笔”一样不可信。季羡林先生辞谢“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顶桂冠那是一种态度，但换余秋雨这儿，怎么看都像姿态。

本周侯耀华下跪为山村残疾教师颁奖的事儿网上还在激烈的争论着，反对者把侯耀华骂得狗血喷头，好在侯耀华没再出来解释，这样不了了之是最好的结果了。我很喜欢那些把事挑起来之后便缩着脖子再也不露面的名人，比如白烨，当时他被骂得多惨啊，比如张艺谋，这么多年一直被骂也不容易，但人家愣是选择了打掉了门牙往肚子里咽，任凭窗外雷雨交加，独自室内闭耳不闻。这是不是大师范儿且另说，单是这份看破尘世的容忍之心就值得敬佩。看看诸如阿忆等人，越是想在口头上占个上风，结果越搞得自己灰头土脸——一个人给大伙掌嘴阵势哪儿比得上大伙儿集体给一个人掌嘴？况且，还有李敖、王朔、韩寒等憋着一口气要给别人上课的棍子手伺候着。

名人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冤的主儿，手里掌握的那点可怜的话语权压根不好使。余秋雨一直耿耿于怀同行对他的不宽容，抱怨不能带来同情，相反会激起更强烈的批评。易中天以为自己成了腕儿，结果在电视上不还是被一个后生抢白得满肚子气。在文化界，做人就得学张艺谋，哪怕自己被气得吐血，也得惜字如金，多年前张国荣的那首《沉默是金》居然成了进大师门的必修课。沉默的未必是大师，但是大师首先要学会沉默在这个嘈杂的世界上，哪怕您大音希声，也找不到几个耐心的听众。

文/韩浩月 

      2007年央视春晚进入了倒计时。随着“本山大叔肯定上”这一消息的尘埃落定，大家总算松了一口气，折腾了几个月的春晚，终于消停了。

　　观察这几年春晚的筹备，会发现这样一个规律：几个大腕扭捏作态，一会儿说上春晚一会儿又说不上了；一审二审三审几轮节目审查下来，整台晚会成了纯净水——看着喜庆品起来没啥滋味；导演总说要推新人，可翻来覆去差不多还是那几张老脸；所谓的创新就是把本该一个人唱的弄成五六个人合唱，所谓互动不是念贺词就是公布场外观众又发来了多少条短信……原以为物质生活富裕了，春节晚会也能“搞搞新意思”，没想到却是“王二小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央视春晚虽然仍是一年文娱大餐中分量最足的一盘“菜”，但越来越没有多少人拿这盘“菜”当回事了。人们吃腻了大餐，心思早就回归到了稀饭咸菜的身上，况且春晚压根儿也算不上什么大餐了，顶多就是一个拼盘。

　　从去年开始，对春晚的批评似乎没以前那么激烈了，也许大家都明白，无论怎么骂，春晚都是那个众口难调的春晚，无论导演组怎么使劲儿，都难挡春晚走下坡路。许多人如今对春晚就剩一个盼头了，那就是看看赵本山的小品，看完了关电视睡觉。要是春晚把赵本山的小品排在头三个节目里，恐怕很难达到央视某调查公司所说的百分之九十几的收视率。

　　春晚难做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他多样化的娱乐方式吸引了观众的兴趣是其一，各地方卫视台的崛起是其二，但这些都不足以撼动春晚在人们心目中和年夜饭一样重要的地位。无视观众需求和缺乏创新精神才是春晚质量逐年下滑的根本原因。在网络进行的“你最想在春晚中看到谁”的调查中，“超女”和郭德纲呼声很大，这是不是观众的需求？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去年春晚“超女”没能登陆春晚舞台，今年自然也没有几丝希望。郭德纲虽然说自己不适合春晚，但是如果春晚导演组发出诚挚的邀请，郭德纲通过春晚与观众见面也并非难事，但春晚对此的态度是：要上春晚，得先自己主动报名。因为央视的封杀，曾广受观众喜爱的小品组合陈佩斯和朱时茂在春晚舞台上消失了。春晚高高在上放不下身段，就意味着一些为观众所喜爱的演员永远上不了春晚舞台，最终造就的还是观众的怨气，损失的还是春晚的人气。

　　在关于今年春晚的网络调查中，对“宋祖英、周杰伦合唱《辣妹子》”、“刘德华当主持人”的期待，甚至超过了对赵本山小品的期待。不可否认这种呼声有点恶搞的性质，但从这种略显夸张的要求却可以看出观众对春晚缺乏大胆创新精神的失望程度。再不对春晚进行改革，起用新的明星、借鉴新的形式来适应观众需要，别说为春晚赋予新的意义是空话，能否守护住春晚多年积累下来的良好口碑都是问题。

　　曾有人坦言，春晚越来越像办给中老年人看的怀旧节目。与时代脱节，不仅是前几年春晚存在的问题，也是今年包括以后再举办春晚所面临的问题。曾经，春晚是总结一年流行、盘点一年大事的舞台，但那是在文化生活相对贫瘠的年代，任何一个不为大众所知的信息都是新鲜的。但在瞬息万变的网络时代，信息以无缝覆盖的方式包围了大众的生活，更迭代谢每一秒钟都在进行着，浅薄的、含糊其词的、总结式的演出已经不能打动观众疲劳的审美，如果暂时不能找到消除春晚顽疾的万全之策，那么最起码也要跟上时代的节奏，和观众踩在一个点上。

文/韩浩月

      萧淑慎等7名台湾演艺圈艺人吸毒丑闻曝光后，引起了公众对于明星吸毒问题的再次关注。这起吸毒事件与以往个案大同小异，“大同”的地方在于：媒体曝光、明星极力否认、吸毒事实被确认、明星追悔道歉，这几乎成了所有明星吸毒案的“流程”。“小异”的地方在于：此次被曝明星吸毒人数之多创了一个纪录。

　　明星因为是公众人物，其一举一动皆有可能引起青少年的追随和效仿，所以早期的明星吸毒事件，只要被媒体公布证实了的，都能引起各方的震动，明星吸毒，也成为当时社会风气堕落的一个标志。而在娱乐当道的现代，明星吸毒和娱乐炒作一样，成为轰炸公众眼球的各种八卦话题之一，大家关注的，不再是吸毒这件事所具备的危害性，而是疯狂地去点击吸毒明星的丑陋百态———平时在舞台上风光无限的明星，与其沾毒后萎靡憔悴的形象，形成的强烈反差，大大地满足了人们的窥私欲。

　　吸毒被曝光给明星带来的打击是致命的。2004年4月，零点乐队因为吸毒，其两名成员不得不退出乐队，从此这个国内最有名的摇滚乐队一蹶不振，这么长时间过去，再提起零点，人们可能忘记了他们曾经有过哪些经典作品，却不能忘记他们的吸毒经历。现在的零点乐队虽然仍在演出，但影响力已远非当年鼎盛时期可比，小小的几袋粉末，葬送了一支优秀的乐队，同时，也让其身处的娱乐圈蒙羞，降低了人们对娱乐明星的信任度。所以，在看到此次台湾演艺圈吸毒事件中的人物屈中恒、庹宗康面对媒体痛哭流涕的时候，很多人感受到的，不是他们对自己行为的忏悔，而是对自己有可能结束的演艺生涯而悲伤。

　　因为工作性质关系，明星需要频频走场，天南地北哪里需要就出现在哪里，工作强度和精神压力之大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不能成为明星吸毒的一个借口。生存之艰难与内心之苦闷比明星多得多的群体数不胜数，如果大家都靠毒品放纵自己，如何还能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况且，明星付出的艰辛总还能带来相应的荣光和鲜花，他们的寄托和动力来源应该是人们欢迎的掌声，而不应该是人类的禁忌———毒品。

　　寻求创作灵感也是不少音乐圈吸毒者堂而皇之的借口。对此，刘欢曾进行过痛批，他认为艺术灵感是靠平时的积淀才能激发的，吸毒能带来灵感的说法太荒唐。刘欢的批评是真切的，说明了一个朴素的道理，优秀的作品源于作者的个人修养，对于外来物的依赖，只会摧毁一个人的肉体和精神。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国内有陈百强、罗琦，国外有凯特·莫斯、惠特尼·休斯顿，他们以身试毒的结果即使不算身败名裂也是声名扫地。

　　明星吸毒只是娱乐圈溃烂的一个比较显眼的表征。对待明星吸毒，公众多是持两种态度，一种是觉得吸毒明星属于自甘堕落，没有可同情之处，一种则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星离我们的生活很远，他们吸不吸毒与我何干？这其实是对明星吸毒的一种宽容，在人们潜意识里，名人的毛病总是可以被容忍的，名人的错误总是可以被原谅的，因为他们身上有光环，光环恰恰成了掩盖瑕疵的最好幕布。而娱乐圈，就是因为星光太过闪烁，才没能让更多溃烂的部分暴露于公众视线之下。也许是到了该对明星吸毒进行严惩的时候了，这样做起码能告诉后来者以及盲目的追星族，毒品不是灵感的泉源，它是魔鬼的代言人，与毒品亲近，只能毁人毁己。

文/韩浩月

是李少红——这位第五代独扛一鼎的女干将实力所致，是影片很好地转接了原著惊悚悬疑的精髓，还是“爱与猜嫉”这对天使与魔鬼的搏斗有着不尽的挖掘余地……总之，《门》在商业上的尝试获得了成功，李少红转型类型片平稳着陆，《门》虽不令人惊喜，但让人还算满意，与之前拍一部毁一部的国产恐怖电影相比，它总算交出了一份及格的答卷。

《门》在几个方面上都是成功的。比如它的文艺片气质。影片开始的十多分钟，你会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了放映厅，因为这十多分钟的镜头完全像是在讲述都市旷男怨女的故事，穿越高架桥的城铁，宽阔的落地窗，宜家风格的沙发，同学聚会上的财富炫耀与暧昧气息，男主角低沉伤感的旁白……这样的开始似乎不符合恐怖片的叙事风格，这也许和李少红拍摄过《橘子红了》《恋爱中的宝贝》等大量情感影视剧有关，但这种贯穿全片的、习惯性的文艺腔调，恰好使《门》同时拥有了“恐怖与情感”两个基调，两者的融合，也算是恰如其分。《门》幸好用了文艺的手段去拍恐怖，如果单纯只是讲一个谋杀案的破解，那么它难免会陷入以往庸俗恐怖片的套路。

《门》讲清楚了一个故事：一个出版社编辑蒋中天因为怀疑女友文馨和他的昔日两个男同学有染而精神崩溃，文馨是否被男同学强奸过的疑问，也像一个幽灵般在蒋心头徘徊不去，因为忍受不了他的猜嫉，文馨不断地逃避蒋中天，在寻找文馨的过程中，蒋谋杀了他的男同学洪原和李作文，为了永远拥有文馨，蒋也将其杀害，并把她砌进了房间的墙壁中……一些大片导演因为讲不清楚故事而遭受到观众的批评，甚至在评价某位大导演的新作时竟用了这样的形容，“XXX终于会讲故事了。”《门》作为悬疑成分很重的一部电影，如果过度注重故事的直白性，势必会影响作品的感染力。李少红采取了现实与臆想、过去与现在、真实与虚幻套拍的手法来讲述这样一个情杀故事，省略了繁琐的交代，直接围绕故事核心展开，干净利落，节奏紧凑，给观众悬念的同时，又不至于让观众一头雾水。

以惊悚与悬疑为载体，《门》对人性与情感进行了简单却不失深刻的探讨。我一直认为宗教与人性是拍摄恐怖电影的最好素材来源，宗教给人一种信念，无论前方所面对的黑暗和邪恶有多恐怖，信仰总像一道闪耀的光束，给我们希望。而人性善恶之间的转换和争斗，亘古以来便为人类认识自己源源不断地提供着话题。《门》显然是一部对人性恶的一面进行反思的作品，情感是人性最直接的体现，在《门》中，蒋中天对爱的向往变成了对爱的霸占，他的问题是所有尘世男女时时刻刻都在面临着的问题：如何把猜疑变成信任，把嫉妒变成欣赏——这是一件说起来多么简单而实现起来又多么艰难的事情。看《门》，愈发感觉到，这个世界上最令人恐惧的可能不是“恨”，而是“爱”，那种爱到极致令人窒息的情感，会成为枷锁，解脱的办法有很多，解脱的后果却只有一个，那就是伤害。伤害的方式有很多，最极端的便是：死亡。

在内容上，《门》找对了点，故事的框架显示出了编剧的功底，这样的话，即使在技术上不完善也不至于太过影响影片的质量。况且，《门》在技术还有不少值得称道之处。摄影镜头很开阔，这点在影院中的大银幕体现得尤其明显。刘索拉的音乐不错，像雨滴滑过玻璃一样，安静却别有声韵。特技不错，在高架桥上飞车的那一连串镜头惊心动魄，属于精良制作，虽然这段戏出于商业上的考虑植入的有些牵强，但相信很少有人反对观赏这样刺激的镜头。穿过荒山坟地寻找“靠山别墅”的那一组戏也值得一赞——虽然从中隐约可以看到欧美恐怖大片的影子，但不得不承认，那片坟地的选景和气氛的营造真的很成功。

《门》全国公映后，有不少评论认为电影没能体现出周德东原著作品《三岔口》精神和内涵。的确，与文字相比，原著对于人物内心的绝望及矛盾刻画的更为细腻一些。但作为影像，要在100分钟的时间里既要讲明白故事，又要利用一些手法不至于让观众昏昏欲睡，难免逃避一些镜头很难体现的心理描写。总体看来，《门》虽然还有一些有待商榷之处，比如剧情的相对简单化（实际上李少红的拍摄手法对此已有了许多弥补），删去三分之二也可以让观众看懂的过多的旁白等，这将是一部提升内地恐怖电影整体形象的作品，它的公映，对其他导演如何再继续类型片拍摄将会有着一定的参考意义。

 

文/韩浩月

《暗恋桃花源》内地版在北京已经开始演到第二轮了，下一步还要演到深圳、西安、沈阳等城市去。这部风靡了20年的话剧作品，“换汤不换药”后着实在内地引起了一股“暗恋”热。在观看这部由黄磊、袁泉、谢娜、何炅、喻恩泰等演员共同演绎的经典作品，在为之愉悦、神伤时，没有由来地会在某个短暂的寂静时刻，想起由丁乃竺、金士杰、李立群乃至林青霞演出的版本。

人们欣赏完一部优秀的作品，总会意犹未尽地去追溯它的源头。赖声川便是《暗恋桃花源》的源头，这位喜欢在被巴赫和莫扎特的音乐包围下创作的导演，从写下这出戏的第一个句子开始，便注定要不断地去迎接鲜花和掌声。

几年前，赖声川的表演工作坊开始在北京做一些演出。在台湾，赖声川把自己的表演工作坊定位于实验性，但台湾的环境却把他推向了主流的位置。但是在北京，赖声川却一直被观众捧在华语剧坛教父级导演的位子上下不来，直到捧出《暗恋》这部压箱底的作品，获得的名声和票房，才第一次让他能够站在海报下笑得花团锦簇。据说，《暗恋》在北京演出前以及演出过程中，整个北京的小资和白领群体都在暗潮涌动，去看赖声川的经典之作，与早些时候郭德纲刚成名时去天桥剧场看一场演出一样，成了这座城市的一种时尚行为。谁又能说，赖声川、话剧经典、20年纪念版、低票价以及一个略含暧昧色彩的剧名，这些元素加在一起，不能构成一个足以让人走进剧场的理由呢？更何况，还有几位明星的加盟。

因为阵容中有了谢娜和何炅的名字，有的剧评人不乐意，觉得内地版的《暗恋》成了综艺节目的特别版，快成《快乐大本营》了。这种挑剔的观点很容易引起专业观众的认同。事实上谢娜和何炅的表现，的确没能出人意料，他们已经固化的形象，没能因赖声川的打磨而有所变化。在影视文化产品过度依赖明星效应的当下，很容易让人产生赖声川也随波逐流起来了的误解。但事实是，演出赖声川的作品，只能是“戏托人”而非“人托戏”，所以赖声川才敢于拿自己的得意之作来实验。这些年来，国内国外，专业团体和艺术院校，数不胜数的人排演过《暗恋》，无不有精彩之处。新版《暗恋》虽然倾向商业化了，但有过硬的剧本和赖声川的亲自导演，将《暗恋》打造成话剧版的《泰坦尼克号》不是没有可能。再者，艺术和商业从来不是势不两立，与其说《暗恋》靠拢了商业，不如说商业因为《暗恋》抛出的橄榄枝而沾染上了一丝温情、浪漫的色彩。

在精神虚空、缺乏安全感、需要心灵抚慰的今天，能有一些艺术性和欣赏性俱佳的文艺作品打发我们夜晚的无聊时光，又有什么不好呢。这正是一个文化按摩主义盛行的时候。电视台有数十几百套节目24小时不间断地播出，一本本时尚杂志营造出一个个温软暖香的世界，易中天和于丹们取代了余秋雨，成为最炙手可热的作家……他们都懂得这个时代躁动的脉搏、跳动的节奏，他们都了解在物质泛滥之后什么可以一解人们内心的焦渴。在按摩房遍布城市，KTV彻夜不眠，各处灯红酒绿的时候，能有一个场所可以去欣赏一场话剧——要命的是这场话剧偏偏很好看且看得懂，它迎合了人们的怀旧心理，它有着象征现实冲突的舞台效果，它集纳了暴笑和悲伤这两种只有在现代人身上才频繁轮换的极端情感——《暗恋桃花源》宛若这股文化按摩潮中一只温婉的小手，它用恰如其分的力度抚慰了观众敏感的内心，感动与快乐，当中夹杂着些许的忧伤，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言，“暗恋”如梁朝伟，“桃花源”如周星驰。两者结合，多么符合城市人奢糜、保守、封闭而又内心丰富、善感多变的气质啊。

今天的北京、上海，要比20年的台湾繁华得多，可这部《暗恋桃花源》穿越了20年的时光，除了演员变了，其他的没有太大变化。也许，在许多年前台湾流行文化席卷内地的时候，台湾的话剧观众就借这部戏，比我们早了20年感受到了人生的悲凉和情感的沧桑。愈是喜剧遍地的时候，人们愈是渴望悲剧的刺激。就像看多了虚假的表演，人们更想看到真纯的情感。“暗恋”高雅、压抑中蕴含的快乐，“桃花源”世俗、欢快中隐现的悲情，带来的复杂感受超越了地域与时空的限制，让我们在貌似混乱的内心，发现秩序井然之处。

文/韩浩月

1月9日，“中国首幅通过点击数定价售出网络波普油画”的生意成交了，交易品名为《文学刺客叶匡正》，成交价是6846元，出售者是著名的恶搞油画博客作者安迪，购买者是一位诗人企业家（据1月10日《北京娱乐信报》）。在众多媒体的见证下，交易双方各得其所，得利的得利，扬名的扬名，为商业时代无孔不入的交易又增添了新的项目，也为寻找恶搞这项“伟大事业”的盈利点作出了突出贡献。

这是一次冠以艺术与收藏的名义进行的金钱与低俗产品的交换，也是一场背离恶搞本意、追名逐利的行为。网络上，曾有不少的恶搞作品辛辣淋漓，让我们为之会心一笑。但后来，随着恶搞概念的深入人心，不少别有用心者趁乱而入，借着恶搞的名义盘算内心的小九九。在网络恶搞作品良莠不齐的时候，恶搞油画虽然形式新鲜，但内容恶俗不堪，置被恶搞者最起码的尊严于不顾，是对艺术和人的双重玷辱。

在王菲“兔唇女”事件之后，人们开始明白一个道理，娱乐并非是无极限的，通过对个人隐私肆无忌惮的践踏获得的偷窥快感，是每一个善良的人都不愿去做的。恶搞油画便是属于把握不住娱乐限度的一种，每逢八卦消息满天飞的时候，恶搞油画作者便呈现出兴奋到难以自制的状态：在蒋雯丽涉嫌拍摄“乱伦”广告的油画作品中，一头古怪长发的蒋雯丽手中拎了两只相貌怪异的大猩猩。全裸的赵丽华、大着肚子的郭晶晶、三大导演旁观章子怡手持手术刀要给宋祖德动手术、徐静蕾怀抱兽面人身的怪物、隐私部位打上了马赛克的张钰……恶搞油画无所不用其极，不断挑战着观者对油画这项艺术的传统审美底线。

到现在为止，被恶搞的明星还没有人对恶搞油画作者提起诉讼，我个人认为，恶搞油画应该被追究责任。因为，恶搞油画丧失了一般新闻只客观报道事实不予评论的原则，其夸张的表现形式已经起到了引导舆论的作用；恶搞油画编造场景哗众取宠，非当事人被安置于作品中，属于恶意捏造，如三大导演旁观章子怡给宋祖德动手术；恶搞油画不尊重新闻事实，一味以丑化被恶搞对象为手段取悦观者；油画人物与被恶搞者相貌高度相象，达到了侵犯他们肖像权的标准。

当然，拿艺术的幌子来为恶搞油画辩护，可以推脱一番责任。牵强附会地引用一些洋艺术家的观点，也能蒙混一些对艺术盲目崇拜的人。按照通常的理解，艺术是被用来欣赏和赞叹的，艺术是对优秀文明与文化的继承与传播，从来没有一种艺术能依赖诋毁别人的名誉而获得永存。恶搞油画的作者对媒体表示，自己的作品“是不是垃圾，谁说了也不算，要让时间来判断。”其实，无需时间来证明，恶搞油画的性质已经注定了它就是一种速朽的东西。时间能证明的，是毕加索、达利、米罗等大师作品的永恒魅力，用时间来证明恶搞油画的价值，开什么玩笑？

恶搞油画可以在网上引来一定的点击，但在现实生活中必定遭遇人们传统审美观的阻击，它只适合生存于网络某个阴暗的角落中。恶搞油画的第一笔生意，可谓是一次卖点充足的产品推广会，但同时也是一次失败的营销，诗人企业家可以买一副《文学刺客叶匡正》，崔永元有可能买一副《我的长征》，但我想像不出，有谁会愿意买一副“章子怡手术图”或者接近于低级色情作品的“张钰裸露图”，买回去之后是挂于客厅中用于来客欣赏还是私藏于卧室里独自品味。之所以说它失败，是因为恶搞油画这种“产品”定位不准确，没有消费群体，靠哥们几个捧场博个噱头可以，想独辟蹊径开创一个销售模式，这想法难免也太幼稚了些。看热闹的人起哄是可以的，但他们还没傻到为此掏腰包的地步。

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反对把戏仿和反讽称为“恶搞”。戏仿和反讽在其娱乐表象的背后，还有其积极的一面，比如后舍男生的翻唱展示了网络时代年轻人的精神面貌，胡戈的《馒头》在用婉转的方式对中国大片进行尖锐的批评。而恶搞是建立在牺牲个人形象与名誉基础上进行的一场网络狂欢，恶搞油画正是这股污浊潮流中生出的一朵“奇葩”，要警惕这种批量生产的图片垃圾，披着艺术的外衣登堂入室。

欢迎王朔跨进文化养老院
 
文/韩浩月

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王朔客串了一把北京城里的痞子头儿，在他的调和之下，本来一场即将发生的群殴事件变成了两帮小坏蛋兴高采烈的联欢会。在那部影片里，王朔的演技实在差劲，是整个电影中唯一的不和谐音，但对于热爱王朔作品的读者来说，这未尝不是一种幸运——没人能够想到，被尊称朔爷的他后来能够沉得住气隐姓埋名数年。

在2006年最后的日子里，朔爷再次露面，到某网站做了两个多小时的访谈。与他在电影中客串的角色异曲同工的是，这次“浮出水面”，同样是出于“摆平麻烦”的需要——为老朋友的女儿的解约官司主持公道。只是，从各方面获得的消息看，关于官司的事情，王朔对媒体谈得甚少，相反，对近五年的文化娱乐热点人物与事件进行了点评，对第五代导演的三位领军人物的评点尤其引人耳目。

没有多少人会对王朔的老朋友的女儿的解约官司有多大兴趣，大家最喜闻乐见的还是，蛰居数年的王朔再次露面，是否还能保持当年批金庸的个性与锐气。现在大家可以长吁一口气，用一句“不减当年”来感慨一下了——他对张艺谋“有点像一个装修大师”的评价，仿佛又让人看到当年那个被同行供着、被读者捧着的朔爷风采。在2000年底，王朔就曾批评过张艺谋的片子越拍越差，《幸福时光》不值一提。六年过去了，在《黄金甲》因其奢华场景被诟病的时候，王朔一如既往的犀利点评犹如往张艺谋的伤口上撒的一把盐。当然，早已修炼得百毒不侵的张艺谋，也不见得在意此时多一个王朔来骂他了。

在某网站早期做的一期关于王朔的专题中，最后的一次更新是王朔对国画以及国画大师的批评。正是这次开骂，引起了艺术界对王朔的围攻，也正是从那时起，人们开始谈论属于王朔的时代是否已经结束，对于王朔的批评和怀疑也达到空前的规模。此后，王朔虽然渐渐淡出公众的视线，但绝非就此了无痕迹，实际上他的影子依然徘徊在我们的文娱生活中，时不时地提醒大家，王朔还在：冯小刚那几部脍炙人口的喜剧片，每一部都有王朔的影子；《顽主》、《冤家父子》等早期被禁映的电影以DVD的方式被流传——画面的老旧遮掩不住王氏作品的辛辣与幽默；每当徐静蕾的新片推出，总有人把王朔拿出来念念有词一番，那部《梦想照进现实》，喷薄而出的台词，总会让人的思绪跳离电影画面，想到在某个公寓房间里絮叨不止、渐渐老了的王朔。

王朔缺席的日子里，唯一能代替他说话的恐怕只有韩寒一人，“韩寒像我”也表明了他对韩寒由衷的欣赏。在不同的时代，的确需要王朔、韩寒这样的人，用一针见血的方式刺破一些人和一些事的虚伪表象，尽管他们的攻击方式难免伤及无辜甚至自身，但是在批评家满口名词、文绉绉不会说人话的时候，能用尽可能少的词汇、尽可能容易理解的说法帮助人们看清事物本质，总会特别受欢迎。从王朔走红的年代开始，粗鄙化的言论便展露出旺盛的生命力，到了这个八卦新闻、狗仔消息满天飞的时代，言论的粗鄙化更是登峰造极。王朔、韩寒的名人效应使得年轻人从他们身上找到了对应点，所以，他们在不同时代的受宠，除了自身的个性外，大众需求的释放是更重要的原因。对于王朔的最新言论，媒体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兴奋，因为大家都能预料到：王朔会这样说，也只能这样说。

一个习惯了站在舞台中央的人，骨子里总是不甘寂寞的，王朔同样也不例外。从《收获》发表王朔与孙甘露的访谈开始，“王朔归来”的气息便日益浓厚了。他自言“新作品正在创作中”也让人对他有所期待，只是，这种期待或许再也不像他鼎盛时期那样强烈了，在众声嘈杂的网络时代，再不需要“一览众山小”的“王者”揭竿而起，千千万万草根早就把“瓦解权威”这件小事办完了。“王朔归来”的最大意义也许就是说不疼不痒地总结一句“这事办的好”。

如果仅仅凭王朔接受了几次访谈发表了一些观点就称之为“复出”的话还为时尚早，因为批评只是王朔的副业，他的主业还是一名作家，或者说，一个写小说的。我倒宁愿相信王朔再次露面不是为了老朋友的女儿出头，而是为了新小说的出版作预热，因为，新作出版才是一位作家重新出山的标志。想重新成为舆论中心很简单，大不了像韩寒那样注册一个博客，隔三差五挑群众喜闻乐见的话题放几炮。想发挥余热造就一本畅销书也非难事，仅仅凭借“王朔”这块金字招牌就足够了，再者，畅销书的标准据说已经下降到一万册这个数字了。

王朔不说话的时候，很多人期待他的现身，等到他那张熟悉的面孔和腔调重现人间，突然发现对他又无所期待了，也许只能衷心地祝福他一句，“王朔，欢迎跨进文化养老院，在这儿，您动动手指都能混得很体面。”
 

文/韩浩月 

在同一天看了《满城尽带黄金甲》和《三峡好人》。从两个欣赏角度看，都是好电影，但《黄金甲》厅厅满座，《三峡好人》门可罗雀。作为贾樟柯电影的忠实观众，我为《三峡好人》的票房伤心，甚至觉得《黄金甲》和《三峡好人》的票价和观影人数倒过来才能符合我的心意。这种冷热对比，也让我有了些对贾樟柯清醒的认识，可以总结成一句话：贾樟柯，不要和大片较劲。

《三峡好人》选择和《黄金甲》在同一天上映，贾樟柯笑言自己是在玩一次行为艺术，并在接受媒体访问时，多次批评《黄金甲》失去想像力，只有无聊的电影才会炫耀钱。这不是较劲又是什么？

贾樟柯有玩的资本，一是因为《三峡好人》获得的金狮大奖是近年来中国电影在世界上获得的最高荣誉，二是《三峡好人》已经卖出去了40多个国家的版权——也就是说，《三峡好人》已经赚钱了，国内票房多一点少一点都是小钱。在为《三峡好人》高兴的同时，却没法为贾樟柯骄傲。贾是中国的导演，他拍的片子理应是给中国的电影观众看的。虽然暂时在国内叫好不叫座，贾也不应把希望多数寄托在销售国外版权上，他的根扎在山西汾阳，他的电影属于本土，与票房同样重要的，是如何摆脱困境，在国内赢得更多的观众。

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贾樟柯改变自己。因为他改变不了观众。国内的电影市场现状决定了，他只能做一个布道者而不是既得利益者。去年春节的时候，我曾买了四套贾樟柯的《故乡三部曲》DVD送给老家的朋友，我以为他们会和我一样喜欢到不能自已、津津有味地反复多看几遍。然而又是一年的春节快到了，我得到的信息是，我送碟的四位朋友，有三位把碟片放到碟机十来分钟后就退了出来，另外一位很羞赧地告诉我，他根本没拆过包装。这时我发现我错了。在农村，人们还是喜欢看上世纪90年代流行的香港武侠片，而且越滥越有人看（这大概也是所谓大片能屡屡得手的一个原因吧），而像贾樟柯拍摄的这种小众电影，虽然影片拍摄的就是他们的过往、他们的记忆甚至是他们现在的生活，但是在熟悉的画面前面，他们却处于无言和失语状态。

因为贾樟柯，电影院消失很久的山西汾阳，重新有了影院。《三峡好人》在汾阳举行首映礼的时候，闻讯而来的观众令那间简陋的放映场所拥挤不堪。不过我怀疑，那些为家乡出了这么一位优秀导演而自豪的父老乡亲，是不是和我家乡的朋友一样，对这种有着丰富的画面之外语言的作者电影有一种索然无味之感？在有了宫廷恩怨和打打杀杀的大片竞争之后，他们还会不会选择走进贾樟柯深邃而纯粹的精神世界？的确如许多影评人所言，在《三峡好人》中，贾樟柯的视野更开阔了，不单单去表现底层生活、底层人物的生存状态，而是开始审视时代与命运这个更大的主题。但不可否认，《三峡好人》的表现手法也更隐秘更艺术化了，甚至连《小武》、《任逍遥》中还设置的人物冲突等戏剧化的元素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大片倒塌的楼房和断壁残垣，片中的女主角赵涛比起之前的表演没有任何突破。也许《三峡好人》就是这样一部以人为配角而以后工业时代被废弃的一座城市为主角的电影。在影片对白的处理上，贾樟柯愈发地节制了，比如在影片结尾，韩三明告诉那些想追随他去山西的奉节人“挖煤很危险”时，我以为会听到类似“危险也要去”的回答，但贾樟柯选择了让他们长时间的沉默，无疑那段压抑的长镜头更能表现导演的想法，但对接触艺术电影不多的观众来说，这可能也是一种折磨。

其实，贾樟柯应该感到欣慰了，他对艺术和理想的坚持，使得他能够不为商业所左右，可以拍自己喜欢的电影，如他所说“我的工作习惯都是投资人在等我的剧本，不是他给我一个计划让我拍”。很多中国导演包括声名赫赫的第五代都纷纷在金钱面前败下阵来，而“固执”的贾樟柯无论在电影节和观众中的影响都在上升。因为这，贾樟柯更没有和大片较劲的必要，或者说，那些大片压根没有资格与他的电影并论。观众会有的，票房会有的，这需要一个过程，想大面积地俘获观众和票房，必须要做一些牺牲。这种牺牲不是向商业低头，而是努力寻找更贴近观众对电影俗常认识与理解的捷径。（2007年01月04日    《深圳商报》）
 

■专辑：《沉默如谜的呼吸》
■歌手姓名：周云篷
■专辑语言：国语
■发行日期：2004年10月
■发行公司：摩登天空
■读家：韩浩月
■推荐指数：★★★★☆☆
■一句话点评：黄金出产于深山，老虎隐身于丛林，把一个心灵纯净的人置身于垃圾遍地的娱乐圈是残忍的。


第一次听到周云篷的歌是《不会说话的爱情》。常常在电脑上播这首歌，后来这首歌被拷贝到东三环那栋楼某一间办公室的多台电脑上。我以为其他的人不会喜欢这种太文艺的歌，后来发现我是错的。经常在下午的某个时候，寂静的办公室响起一嗓子，“绣花绣得累了吧，牛羊也下山喽……”我们一起听他唱一首忧伤的歌，他的名字叫周云篷。

“解开你的红肚带，洒一床雪花白，普天下所有的水，在你的眼里荡开……日子要到头了，果子要熟透了，我们最后一次收割对方，从此仇深似海……”这是《不会说话的爱情》中的歌词，不可否认这样比诗歌还美的歌词充满了文艺的腔调。有一次同办公室的一个人说起这首歌，流露出诡秘而幸福的神情，他说这首歌充满了色情的味道。这种别具眼光的品评让我惊诧，然后不得不赞同，的确有暧昧的气息、色情的味道，只是这种色情干净、柔软、真挚、热烈，散发着草原上奶酪的清香。色情到了一定的层次，也是诗。

后来我知道喜欢周云篷的多是文艺青年，文艺青年们评价起欣赏的艺术家总是不吝赞誉之词的。他们说，多少年后，想起中国的音乐，周云篷是避免不了要被提起的一位。可是，事实上并没有多少人知道周云篷，并没有多少人了解他在创作上的才华。在八卦和恶搞流行的今天，一位抒情诗人或者盲人歌手被遗忘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们已经不会再为一个被埋没的天才而愤愤不平，黄金出产于深山，老虎隐身于丛林，把一个心灵纯净的人置身于垃圾遍地的娱乐圈是残忍的。尽管从心底还是希望他的唱片能大卖，他能走出酒吧站在万众瞩目的舞台中央，但属于理想与诗的年代已经彻底一去不回。

2004年10月，周云篷出版过一张个人专辑，名为《沉默如谜的呼吸》，里面收录了10首歌。10首歌将他的经历、人生、理想、爱情、命运……编织成了一张绵密、轻灵的情感之网，这张网中，有属于他自己的光明、希望，但他是独自行走于中的，因此歌声中的周云篷，总是仿佛置身于无边的黑暗之中，他在歌声中行走的姿势，总是让人有些担心。在《盲人影院》中，他用自述的语气介绍自己的身世，“有一个孩子，九岁时失明，常年生活在盲人影院，从早到晚听着那些电影，听不懂的地方靠想象来补充。”在这首个人色彩浓郁的作品中，他讲述了自己失明之后学会唱歌、弹琴、流浪四方的经历，生命最初的苦痛让他难以承受，“他整夜整夜地喝酒，朗诵着号叫”，“找不到个出路要绝望发疯”。“他最后还是回到了盲人影院，坐在老位子上听那些电影，四面八方的坐椅翻涌，好像潮水淹没了天空”。

听过《盲人影院》后，会发现周云篷的其他作品，多少都和这首歌有着藕断丝连的联系。抑或说，他在为自己写下这首歌后，就基本确立了以后的创作风格。《盲人影院》中写到爱情的只有两句，“他爱过一个姑娘，但姑娘不爱他。他恨过一个姑娘，那姑娘也恨她。”貌似轻描淡写，却有着刻骨的悲伤和无奈。我猜想周云篷和常人的爱情观是不一样的，在常人眼里，爱情是浪漫，是甜言蜜语，是各种形式化的表白，而周云篷需要的是浓烈的、血肉相连的爱情———如同《不会说话的爱情》所写的那样———仇深似海一样的爱情。两粒草籽是不起眼的，但没人知道两粒草籽之间曾发生的纠葛，周云篷把自己当作了一粒草籽，他对另一粒草籽的爱超越了自己的生命。

如果让周云篷在“流浪”和“家”之间做一个选择，周云篷大概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他对“家”的渴望太溢于言表了，在这张专辑的大多数作品里，都多多少少透露出他对家的渴望与留恋。他记得童年时家的样子：“孩子们出门玩儿还没回来，老人们睡觉都没醒来，只有中年人坐在门前发呆。天黑了，灯亮了，回家吧。”———《空水杯》。他希望能有一个传统的家庭安慰自己的老母亲：“我也渴望着一种幸福名字叫做婚姻，我也渴望着一种温馨名字叫做爱人。我的家里还有个母亲她时时为我担心，为了她我还有一点怕死，不敢让她伤心。”———《荡荡悠悠》。他有离开家时的伤感：“我们离开那间租来的房子，悄悄把灯拉灭，只剩下某人自己在屋中坐着，天已黑了，我听到他在唱一首忧伤的歌。”———《我听到某人在唱一首忧伤的歌》。对家的渴望让他触景生情：“河边的水草忙着结婚生子，一片凄凉中，生活着一个热闹的家庭。”———《我听到某人在唱一首忧伤的歌》。

所以我觉得，周云篷并不是一个坚强的人，虽然在这个冷漠的城市他以强硬的姿态生活着，但骨子里还是有一些不安全感。伴随这种不安的，还有他对这个世界的灵敏的感触，仿佛早已窥破命运的秘密，做好了坦然承受一切的准备。他的声音低沉、悠远、空灵，仿佛可以穿破宇宙抵达时空的某一个尽头。细听周云篷的每一首歌，都能从内心找到与之共振之处。难得的是，作为民谣歌手，周云篷的作品都有着优美且简单的旋律，很容易身不由己地跟着哼唱出来，这是流行的必备因素，周云篷没能流行起来，只能说造化弄人或者说生不逢时了。（《北京青年报》06/12/24）

文/韩浩月

在《满城尽带黄金甲》以四天过亿元的票房，在年末电影市场独霸一方的时候，“巴蜀鬼才”魏明伦以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会长的身份，对《黄金甲》没有给《雷雨》作者曹禺署名进行了批评。魏明伦说：“《黄金甲》应该在海报和片头中写明‘本片改编自曹禺名著《雷雨》’，即使做不到这一点，起码也应该在片头或片尾写上小小的一行‘本片取材自《雷雨》’。”对《黄金甲》的忘本行为，魏明伦很失望，他认为，“所有人都在忙着分蛋糕，可惜那个最应该吃到蛋糕的人却被无情地忘记了”。

《黄金甲》出品方新画面公司针对魏明伦的批评进行了回击，称魏明伦是在借机炒作自己，“曹禺的后代都没有意见，魏明伦凭什么跳出来？”对于这个回击，魏明伦其实早已给出了答案，“《雷雨》乃名副其实的中国现代戏剧文学宝贵遗产，不仅属于曹禺家眷，也属于国家民族。”魏明论对《雷雨》地位的肯定，不仅是他个人的观点，同时也代表了大众对《雷雨》的认同，在这个前提下，新画面公司仅以“曹禺的后代不反对”作为不标注《黄金甲》出处的理由是无力的，这只能是一个出于维护《黄金甲》利益的苍白辩护，对于《雷雨》这样一部被写进文学史的作品，《黄金甲》创作人员和出品方缺乏起码的尊重。

在《黄金甲》拍摄前期的宣传阶段，“据曹禺名剧《雷雨》改编”是作为一大卖点来向媒体和观众推销的，也正因如此，《黄金甲》获得了除“张艺谋新片”这个噱头之外的更多关注——两者的“血缘关系”从一开始便被认定。但在影片成品、公映之后，片头片尾包括宣传海报中再也没有出现过曹禺或《雷雨》的名字。《黄金甲》的全球首映礼明星荟萃，插科打诨者有，吆喝叫卖者有，同样也没人想到要感谢一下去世10年的曹禺先生。

挪用程度的多寡是决定电影为原著署名必要性的重要参考标准。这一点读过《雷雨》的观众在观看电影后都基本可以确定，《黄金甲》的故事缘自《雷雨》最核心的内容，除了结尾处对原著修改的修改外，《黄金甲》和《雷雨》的框架基本相符，有影评人甚至认为两者“眉眼重合率起码90%”。如果《黄金甲》认为把故事背景由本世纪20年代置换到五代十国，就可以将《雷雨》的精粹据为己有，这完全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行为。

尊重版权无需付出太多，有时只需要一行小小的字幕就可以解决问题，所谓大导演、大制作更应在这些他们认为是小问题的细节上谨小慎微，因为这不仅是规则的体现，更是个人素质的体现。老导演谢晋曾对成型的《芙蓉镇》剧本重新做了重大改编，但最后编剧的名字仍然是他请的两位作者，有人问谢晋为什么不署自己的名，谢导说：“导演改动剧本，这是导演的职责，我不能改来改去，最后把自己的名字都挂在编剧上了。”然而，在《黄金甲》打出的字幕中，张艺谋赫然名列编剧名单的第一位，我们可不可以将他视为谢导所说的“改来改去最后把自己的名字都挂在编剧上了”的那种人？如果万一不明就里的外国人给了《黄金甲》一项大奖，这份功劳是该记在曹禺名下还是张艺谋名下？

近年来，中国大片坠入奢华贪大、虚妄空洞的泥潭不能自拔，在出品方眼里，获利就是电影工业的全部内容。在国外，优秀的商业电影在拥有为观众提供娱乐这一基本功能的同时，会依靠电影自身内涵，引导观众对历史、文化、思想、情感等方面进行有益的讨论，对公众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而放眼这几年出产的几部中国大片，却看不到这些质素的存在，只能引起一轮轮批评、恶搞和嘲弄。如果说对观众产生了一些影响的话，那也是坏的一面多于好的一面。比如这次《黄金甲》的无视原著的行为，在国内版权状况本来就令人挠头的情况下，大片不以身作则，对行业和社会都会带来不良的影响。

前段时间，老编剧李树型诉《墨攻》侵权，获得了编剧圈的全力支持。相对影片出品方而言，编剧属于弱势群体，这一次集体行为，也正面说明影视圈内版权使用的状况是如何的混乱。《黄金甲》的台词中有两次说到了皇室的“规矩”，但偏偏影片的缔造者坏了规矩。在中国电影没有亮点的2006，如果没有影片本身存在的一些瑕疵和侵权行为，《黄金甲》仍是年度有分量的一部作品，但正是这次本可以避免的侵权，令《黄金甲》失去了许多金灿灿的颜色。

文/韩浩月

如果一觉醒来，你发觉自己成了美国《时代》杂志的年度风云人物，会有何感受？也许你会觉得这有点像开玩笑，但事实如此：在日前出版的《时代》周刊封面上，2006年度风云人物的名字正是显眼的黑体字“YOU”。不用因为成为了年度风云人物而踌躇不安，评选方为你的当选给出了充足的理由——《时代》记者LevGrossman写道：“因为‘你’夺回了全球媒体的主控权，（你）开创且构成新的数字民主，（你）不求回报地付出，并击败了自认主导世局的大人物，《时代》2006年风云人物就是‘你’。” 《时代》总编给出的当选理由更加直白和容易理解：“《时代》周刊2006年度风云人物就是‘你’，实际上就是‘每个人’，是的，就是你、我，每个人，每个改变信息时代的人，每个创造和消费网络的人。”

在看到“每个创造和消费网络的人”这句话的时候，也许你不用再继续忐忑了，全世界上的每个网民都在创造和消费着网络，哪怕一个7岁的一年级小学生通过电子邮箱给老师发了一封请假信，哪怕你只是在博客上写下了区区几行字倾倒了一下自己的垃圾情绪，但勿庸置疑，这个在你看来无足挂齿的日常行为，已经在悄无声息地推动着信息时代的车轮在前进。更何况，网络上还有那么多勇于尝试和创新的人们，他们以博客、播客、威客、极客、换客、搜客……的身份，在网络这个虚拟的舞台上，创造出一轮轮新的潮流，他们的行为颠覆了传统的思维和生活方式，人类未来生活的模样终于可以通过实践变得触手可及而不是简单地存在于幻想之中。

网民成为《时代》年度风云人物的消息发布后，有种不以为然的声音认为，这个“YOU”指的是美国人民，中国网民没必要为此沾沾自喜。这是种消极的心态，在环球同此凉热的今天，人为地把互联网世界也分出一、二、三等是没有必要的。中国互联网虽然在个别方面还存在一些弊端，但无论在技术、理论、应用还是发展上，国内互联网和世界几乎都是同步的，任何人为的壁垒都不能阻挡网络新世界的诞生、交流与融和、分享与互助。互联网这个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明，因为全球海量人群的建设与参与，而将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如同劳动创造人一样，“使用”创造了互联网，每个网民，不分国界、民族和信仰，都是互联网的主人。

在新浪博客频道成为《新周刊》2006年度新锐传媒网站时，一家大型都市报的总编对新浪网总编陈彤说，“以前我们是主流媒体，现在你们是主流媒体了。”这虽然是一句玩笑性质的笑言，但博客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传统媒体却是不争的事实。想看被证实的新闻请阅读报纸，想看及时的新闻请阅读网站新闻频道和电视，而想提前看到报纸和电视将要报道的新闻，无疑要选择博客了——这就是“你”夺回全球媒体主控权的最有力证据，媒体和记者不再是公众了解新闻的唯一渠道，“一位身在巴格达的母亲可以用照相手机让你看到路边炸弹”，同样，演员张钰也利用视频掌握了自己的话语权——尽管这种方式有争议，但这的确为公众提供了未经传媒加工的信息，提供了帮助公众了解事实真相的另一路径。

网民不仅成为了信息的制造者、发布者，同时也是舆论形成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网络上众声喧哗的表面背后，其实是大音希声，哪怕仅仅一个简单的“顶”字，都能为公平和正义增添一份无声的呐喊。无论你在现实生活有多大的权势和威望，到了网络上也只是一个简单的由0和1构成的数字符号，别的任何一个0和1都能以平视的姿态与你对话，在网上自以为是只能自讨其辱。互联网让一个真正属于平民的时代真真切切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仿佛让我们回到人类最初的互助阶段，只不过那时的刀耕火种变成了现在的键盘鼠标。网民在网上仍以群居的形式出现，他们按照爱好、居住城市、职业特征，在不断建造着属于自己的一个又一个E时代桃源，但这种群居方式绝对不限制个人的自由，你完全可以脱离群体离群索居或者加入到别的你所感兴趣的群体中去。网上的每一颗空气粒子都含有一种成分，那就是“自由”。

年度风云人物是个虚拟的荣誉，没有哪位网民获此称谓后会觉得自己与以往有什么不同。当网络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新名词，当网民不再被当成神秘的动物，当我们每天到达办公室后打开网页像喝水一样简单的时候，你就成为主宰这个世界的重要之人，和那些影响世界的人物一样，你也在影响这个世界，只不过，和你站在一起的人，要远比那些政要、领袖们要多得多。

文/韩浩月

德国汉学家顾彬日前的“垃圾论”触动了中国当代文学敏感的神经。据媒体报道，顾彬是在一次访问中出此惊人之语的，这种即兴的直述胸臆，不仅表达了这位汉学家沉淤于心的真实想法，而且过滤掉了书面发言的婉转与客套，使得这磅炸弹更具备杀伤力。除了“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顾彬还认为“中国作家相互看不起”，“中国作家胆子特别小”，可谓李逵的三板斧，虽然显得有点鲁莽和偏激，但每斧都砍在了点子上。

对当代文学和作家的批评，国内的声音虽然零星，但也算不绝于耳——当代文学这件缕衣都破烂成这样了，能没有人去寻找根源提出质问吗。只不过，国内的文学批评不像胳肢就像挠痒，通常看着像文学批评，看完之后方发现原来是文学按摩，与“领导，您唯一的缺点就是太不注意自己的身体了”那句官场用语神似。可同样的话，从外国人的口中说出来味道就不一样了。怪就怪在这位外国汉学家不懂得中国文学圈的潜规则：打一巴掌揉三揉，或者先揉三下再打一巴掌，如果顾彬用“虽然……但是……”的方式来批评，肯定不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中国文坛照样一片歌舞升平。此外，顾彬的霹雳三斧也验证了这样一个事实：对圈内的批评麻木不仁，对国外的声音却十分在意——这就是中国当代文学和作家的德行。这从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态度也可以看得出来，也没想想，当代文学在国际上的地位和评价都低成这样了，奢望诺奖？先把自身的精神缺陷问题解决了再说吧。

顾彬的言论说得很痛快，闻者也很痛快，他就像那个说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小孩，一语中地，说出了普遍现象和真实本质，因为在当代中国文坛，随意就能找到支持顾彬观点的事例。

中国当代文学究竟是不是垃圾？中国的读者最有发言权，包括顾彬在内的国外学者以及中国的文学评论家都可以忽略在外。在某门户网站进行的一项网络投票中，认为“垃圾论”的占到了74％。如果说网络投票具有随意性不可确信的话，那么纯文学期刊的发行量跌到谷底、国人阅读率的持续下降、纯文学图书的无人问津、当代文学作家的集体萎靡这些不争的事实，在说明什么？即便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说法不成立，但没有或者缺乏精品却是客观的。在当代作家迷恋于“叫喊”、“乳房”，哄抢“美女作家”、“美男作家”称号，争先出版自传与回忆录的时候，谁注意到了文学已经被挤到了悬崖边上，谁还在关注经济至上主义背后弱势群体的生存痛楚和人迷失的精神世界，谁还在除了和版税和印数较劲的同时顺便也为文学发出一声沉痛的呼喊？

顾彬的观点刺激了关注中国当代文学的读者，但国内文坛似乎对此无动于衷，甚至没有哪位作家敢站出来，哪怕也是偏激地说顾彬“放屁”，他们或许早已失去了战斗的精神和辩驳的能力。同样要感到羞惭的还有中国的文学评论家们，他们习惯了为出版商所圈养，舒服地拿着红包写评论。作家、评论家、出版商结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在共同损伤着文学的肌体和读者的胃口。也许，国情的不同和创作环境的差异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中国作家的写作，也成了作家逃避责任的最大借口，但这不能成为当代文学沉沦的借口。写作有着各种各样的方式，真实的文字不是樊笼能关得住的。

所以，反击顾彬的最好方式，不是言语和观点上的论证，而是用姿态和行动说话，维护中国当代文学的尊严，首先要从自我批评开始，把目前挠痒耙式的批评还原成它本来的利刃面目。

 文/韩浩月

针对部分网络音乐产品格调不高，侵权盗版、非法链接等侵犯知识产权现象突出，一些单位擅自传播未经审查的进口网络音乐产品以及少数网络音乐产品侵害民族风俗习惯、影响社会稳定等问题，日前文化部出台了《文化部关于网络音乐发展和管理的若干意见》，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明确和界定。《意见》的出台，对规范当下网络音乐市场有着积极的意义，如强化了对传统音乐的保护、重点支持原创网络音乐的发展，但具体到细则上，如“网络音乐企业对不以赢利和商业营销为目的的网民自行模仿、编创和表演的音乐产品要加强审查”的要求，则显得有些强调过头，有待商榷。

对网络娱乐略加了解的网民，都知道网上有一个名为“后舍男生”的组合。2005年3月，广州美院的两名男生出于娱人娱己的想法，合作表演了一首美国“后街男孩”的假唱MV，这段视频上传到网络上后，出人意料地迅速走红，数百万人点击下载或观看了他们的这部“处女作”。随着“新作品”的不断退出，原本默默无闻的两个男生窜升成网络红人，前不久更是签约了一家有名的传统音乐企业。对于“后舌男生”，网民的评价多是幽默可爱、阳光健康，虽然是靠的是“贩卖”国外名曲出的名，但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当代年轻人活跃向上的精神面貌。可以说，“戏仿”即是“后舌男生”的成名之道，也是他们的立足之本，《意见》出台后，影响最大的还当是以“后舍男生”为代表的网络音乐玩票高手，加强对他们音乐产品的审查，在把好“格调关”的同时，无疑也会给他们的创作积极性带来损伤，有了条条框框的约束，网络音乐人的创新能力肯定要打上一定的折扣。

“后舍男生”的走红带起了一股网络音乐戏仿热，比较有代表性的如方言版的周杰伦《双截棍》，再加上网络播客的流行，只要有一台电脑一个麦克风，谁都可以乘兴高歌一曲，在语音聊天室甚至可以开个人演唱会，网络上的全民卡拉OK风潮已成事实。在网络上每天上传的音频文件不计其数，其中不乏大量的网民自行模仿作品，对这些作品进行审查，将形成庞大的工作量，这个工作量文化管理部门肯定难以负担，要求网络音乐企业对每一首网络模仿作品进行审查也是勉为其难。况且，人们对音乐的格调各有看法，很难制定出一个详细的标准来衡量模仿作品的品味高低，标准高了，容易将大多数网络音乐作品一竿子打死，标准低了更容易引起广泛的争议。可以说，加强对网民自行模仿、编创和表演的音乐产品的审查是相当费力不讨好的工作。

《意见》的愿望是好的，是基于“倡导网络文明，建设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这个大方向的，但试想如果放弃对网民模仿或自创网络音乐的严格要求，会不会影响这个大方向呢？网络模仿音乐规模再庞大，充其量不过是网民的自娱自乐，就像大家喜欢唱卡拉OK却绝不会去想当歌星一样，这只是情绪的宣泄，不会成为主流，其传播范围的局限性也对社会稳定构不成威胁。包括原创的网络音乐也是如此，尽管《东北人都是活雷锋》、《老鼠爱大米》、《两只蝴蝶》遭到了一些诟病，被认为是恶俗文化的产物，但是它们的流行，它们的妇孺皆知，某种程度上也表明，它们是受大多数人欢迎的。我们期待高雅的音乐能带来愉悦的精神享受，但这取代不了大众对通俗娱乐的主流需求。管理部门应该相信大众的审美和甄别能力。

伴随着数字娱乐时代的到来，音乐的传播渠道越来越多样化，音乐的创作群体也将日渐广泛，音乐不再是专业群体的创作特权，任何喜欢音乐创作的人都可以在网络这个公正的平台上一展才华，利用网络的便利，欣赏与学习国外优秀音乐作品，也是丰富提高娱乐生活品质的良好渠道。所以，对于网民自行模仿、编创和表演的音乐产品，不妨用乐观的态度看待，抓大放小，把工作重点放在盗版、非法链接等侵权行为上，网络音乐有其自生自灭的自然规律，不必过于挂虑。

韩浩月
 
    12月初，在2006年中国“IT两会”上，李开复表示谷歌不会以机会主义的方式做任何市场工作。尽管“竞价排名可以让我们得到很多短期的利益，但是它有失公正。”“图书馆为什么不做广告，因为图书馆是一个公正客观帮助所有读者的建议者，就像搜索引擎一样。”

    虽然没有明确提到百度的名字，但大家都知道，李开复暗指的批评对象是谁，在国内，把竞价排名这项事业做得风生水起的恐怕非百度莫属了。在为谷歌戴上了高帽子之后，李开复很坚定地说，对“出售搜索引擎结果”的这种赢利方式，“我们是绝对不可以做的。”谷歌到中国，不是来学雷锋的，它自会摸索自己的赚钱门路。但如果眼下百度不做竞价排名，便几乎等于要了百度的命。

    百度是我固定使用的搜索引擎，自从百度的抓取页面海量上升之后，就此与Google告别了，这有种复杂的情绪在里面。竞价排名在百度那里搞得轰轰烈烈，对于使用者而言，短时间内却产生不了太大的影响，在这一两年里，我总是习惯地去点击百度给出的第一条搜索结果，从未想过其他。直到最近，在搜索人名时发现，百度的第一条搜索结果大多指向某网上书店时，才觉察到，不知不觉中，百度搜索结果已经将我们的上网去向潜移默化了。

    从市场交易的角度看，竞价排名没什么不好，你出钱，我给你便利。但问题是，是不是只要出了钱，别管是什么下三滥都能往搜索结果头条上挂呢。以网上书店为例，一家二流图书网站通过竞价排名的方式，被百度放到了最显眼的位置，网民通过搜索找到了这家网站并完成了购买行为，结果发现，在这家网上书店买的书要比其他网站贵一些——这算不算网上书店联手搜索引擎把消费者坑蒙拐骗了一回？百度在实行竞价排名的过程中可能会掌握一定的原则性，但在利益诱惑下会不会睁只眼闭只眼，放一些喜欢走捷径的企业到网上叫卖低劣的产品，我对此持怀疑态度。

    据CNNIC的报告数据，搜索引擎用户中能分辨正常搜索结果和竞价排名搜索结果的仅占5.1%，这样的话，搜索引擎岂不是成了以次充好的水果贩子——当然，如果百度信誓旦旦保证它提到首页上的搜索结果都是百分百准确可信的另当别论。问题在于，百度保证不了。是以网民的需求为重还是以搜索引擎和竞价企业的利益为重？是背地算笔精明账表面算笔糊涂账闷声发大财还是努力寻找公正与利益的平衡点？放在百度面前的这道题好难。

    今年8月初，因为百度竞价排名发生了一件事，某医院工作人员在百度北京总部楼抗议百度“恶意点击欺诈”，称其欺诈行为共骗取他们300多万元。有趣的是，这家医院一边抗议，一边还在给百度塞钱继续维持自己在搜索结果上的排名，竞价企业与百度的关系，真可谓唇齿相依啊。真难想像，如果百度高速壮大下去，会不会成为搜索寡头，围绕竞价排名，不知还要发生多少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儿。

    Google的屁股也不干净，因涉嫌点击欺诈，被用户投诉，最终不得不付出9000万美元的代价了结。都言搜索市场前景广阔，但从目前的中国搜索市场看，竞价排名仍然是搜索企业赖以生存的惟一一根稻草。除了竞价排名，难道百度不会做点别的？当然不是，百度的新服务一直都没停止推出过，最近连博客这种落伍的玩意儿都弄上了，但大多都是雷声大雨点小，看不出有什么独到之处。“路漫漫其修远兮，我们不能没有钱”，百度也许只能用这句郑均的歌词来为自己开脱了。 

文/韩浩月

在刚刚结束的印度第37届国际电影节上，中国选送的影片《剃头匠》获得了最佳影片金孔雀奖，获奖之后它也像其他一些小成本电影那样，零零星星地见诸报端，在门户的娱乐网站上，甚至找不到这部电影的专题页面。这仿佛就是小成本电影的命运，被媒体追捧的贾樟柯尚且在市场上无所作为，我们不能要求这样一部名字没有什么噱头、演员不是什么大牌、导演名字前面也没有被冠以形容词的电影，为大众所知，甚至在票房上有所斩获。但我们应该知道，正是这些涌动着激情与梦想的作品，在默默构建着中国电影的基色，让那些习惯在深夜看碟的人，发出一声幸福的叹息。



我对国产小成本电影怀有莫名的好感，因为它们常常让我有意外的惊喜。《剃头匠》的开篇是一把锋利的剃刀围绕着一个老人的面庞，发出清脆且锐利的声音，影片的节奏很慢，慢到有点让人不耐烦或窒息，一块热毛巾从脸上撤掉之后，老人长吐一口气发自肺腑的吐出三个字，“舒服啊！”——自此，一个被称为敬大爷的剃头匠的生活景象展现在观者面前。伴随着他的，是拥挤苍老的北京旧城，是完全区别于这个现代化大都市的老式生活——就算敬大爷家的那座老式座钟，每天也要调快五分钟，才能赶上正确时间的步点了。

是的，这是一部节奏缓慢的电影，却有着牵制人心的吸引力。电影的主角是一群老人，我试图在镜头中寻找一些年轻人或者代表年轻的事物，但是没有找到。敬大爷九十三岁了，孤身一人，每天骑着三轮车去给老主顾们理发，他的顾客也都是老人了，不知道哪一天，当他敲开顾客家的们，却被告知他们已经去了另外一个地方。生命就是这样残酷，不可避免地要谈到死亡的问题，所以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观众难免是有一些揪心的，即便那只是影片中的人物，但人对生的留恋却是共通的。不过，不要担心影片过于沉重，恰恰相反，老人们对于死亡的豁达态度，能让一个人浮躁的心灵，水一样的沉静下来。比如敬大爷，他最大的愿望是，能够干净、体面地离开这个世界，他悄悄地为自己准备，买中山装，照遗像，对着录音机口述500字的生平——尽管这种叙述超越了生平的要求，而成了一种冗长却字字含金的情感坦露。



我有时候想，该多像老人们学习一些什么，才能不让自己时时陷于浅薄之中。敬大爷的那几段对着录音机的独白，包括他在与人交往所体现的老一辈人的情义，为人处世的淡泊心境，都让我颇有唏嘘。有一个镜头感动了我，敬大爷去为被儿子接去楼房“享福”的赵大爷理发遭到了赵大爷儿媳妇的冷遇，把他准备挂到衣柜上的剃刀布扔在了地上，面对后辈的无礼，我们通常想而当然的会认为老人大发脾气才是正确的，但敬大爷像孩子那样无辜而沉静，转而把剃刀布送到赵大爷儿子的手中，两个人扯着磨起了剃刀，我感觉，那剃刀像一次次削在赵大爷儿子的脸上——这是老人教育后辈的多么智慧的一个方式。包括赵大爷儿子送敬大爷回家，在高档轿车打赏似地排出两百元的时候，敬大爷视而不见地下车走了，这些细节，都凸现了老人们的风骨。

有人在说到这部蒙古族导演哈斯朝鲁这部作品的时候，认为《剃头匠》是一部没有故事的故事片。的确，《剃头匠》全部启用了非专业演员，其中影片的主角敬大爷还由他的生活原型靖奎出演，乃至于从风格上更像一部记录片。但就是在这部记录片风格的电影中，却有着一些浓重的文艺片的表现手法，这些手法为影片注入了一定的张力，也为影片增加了丰富和内涵和新鲜的气息。比如，老人们在打麻将的时候，背后的电视画面是三点式的模特在走T型台，导演有意地把镜头多次转向了电视画面，他所要隐喻的内容，想必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吧。再有敬大爷有一次在街上忽然昏倒，靠在街角沉沉睡去，影片在这时失去了一切配乐，只用慢镜展示着街上的一切……到此影片该结束了，但不是这样，敬大爷只是短暂的灵魂出壳，他推起三轮车，世界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俗语常说，时光无情，但《剃头匠》却让我感到时光是有情的。愈是漫长，愈是能体会到时光流逝之后，情义的真醇滋味。敬大爷的刀锋在赵大爷、米大爷的脸上游走，剃掉的是胡须，留下后人的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大杂院早晚要拆除，老人们也要离去，他们的一言一行，如果也能像那把锋利的剃刀，在虚无缥缈的时光中，为我们留下那一代人影像，哪怕我们的心再冷漠，也会在真情复苏的那一天，为之动容。

影片还有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局，敬大爷安排好了一切，所有人都会认为他会安详地去了，但第二天天亮，敬大爷的儿子惊惧地喊出“爸”时，床上的敬大爷却响亮地回应了两个字，“谁呀？”这的确是个不乏黑色幽默的结局，可能出于导演对角色之外演员的尊重，但这真的是一个轻松的结局，它能让观众微笑着结束一个多小时的观影之旅。

影片由流动的琐碎的影像构成，似乎很难从中找到一条想要清晰表达的主题，也许，它所要表述的内容有太多，也许要我们静静地闭上眼睛，任由那柄沉重的剃刀，在我们的心灵之上轻轻游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