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韩浩月

《暗恋桃花源》内地版在北京已经开始演到第二轮了，下一步还要演到深圳、西安、沈阳等城市去。这部风靡了20年的话剧作品，“换汤不换药”后着实在内地引起了一股“暗恋”热。在观看这部由黄磊、袁泉、谢娜、何炅、喻恩泰等演员共同演绎的经典作品，在为之愉悦、神伤时，没有由来地会在某个短暂的寂静时刻，想起由丁乃竺、金士杰、李立群乃至林青霞演出的版本。

人们欣赏完一部优秀的作品，总会意犹未尽地去追溯它的源头。赖声川便是《暗恋桃花源》的源头，这位喜欢在被巴赫和莫扎特的音乐包围下创作的导演，从写下这出戏的第一个句子开始，便注定要不断地去迎接鲜花和掌声。

几年前，赖声川的表演工作坊开始在北京做一些演出。在台湾，赖声川把自己的表演工作坊定位于实验性，但台湾的环境却把他推向了主流的位置。但是在北京，赖声川却一直被观众捧在华语剧坛教父级导演的位子上下不来，直到捧出《暗恋》这部压箱底的作品，获得的名声和票房，才第一次让他能够站在海报下笑得花团锦簇。据说，《暗恋》在北京演出前以及演出过程中，整个北京的小资和白领群体都在暗潮涌动，去看赖声川的经典之作，与早些时候郭德纲刚成名时去天桥剧场看一场演出一样，成了这座城市的一种时尚行为。谁又能说，赖声川、话剧经典、20年纪念版、低票价以及一个略含暧昧色彩的剧名，这些元素加在一起，不能构成一个足以让人走进剧场的理由呢？更何况，还有几位明星的加盟。

因为阵容中有了谢娜和何炅的名字，有的剧评人不乐意，觉得内地版的《暗恋》成了综艺节目的特别版，快成《快乐大本营》了。这种挑剔的观点很容易引起专业观众的认同。事实上谢娜和何炅的表现，的确没能出人意料，他们已经固化的形象，没能因赖声川的打磨而有所变化。在影视文化产品过度依赖明星效应的当下，很容易让人产生赖声川也随波逐流起来了的误解。但事实是，演出赖声川的作品，只能是“戏托人”而非“人托戏”，所以赖声川才敢于拿自己的得意之作来实验。这些年来，国内国外，专业团体和艺术院校，数不胜数的人排演过《暗恋》，无不有精彩之处。新版《暗恋》虽然倾向商业化了，但有过硬的剧本和赖声川的亲自导演，将《暗恋》打造成话剧版的《泰坦尼克号》不是没有可能。再者，艺术和商业从来不是势不两立，与其说《暗恋》靠拢了商业，不如说商业因为《暗恋》抛出的橄榄枝而沾染上了一丝温情、浪漫的色彩。

在精神虚空、缺乏安全感、需要心灵抚慰的今天，能有一些艺术性和欣赏性俱佳的文艺作品打发我们夜晚的无聊时光，又有什么不好呢。这正是一个文化按摩主义盛行的时候。电视台有数十几百套节目24小时不间断地播出，一本本时尚杂志营造出一个个温软暖香的世界，易中天和于丹们取代了余秋雨，成为最炙手可热的作家……他们都懂得这个时代躁动的脉搏、跳动的节奏，他们都了解在物质泛滥之后什么可以一解人们内心的焦渴。在按摩房遍布城市，KTV彻夜不眠，各处灯红酒绿的时候，能有一个场所可以去欣赏一场话剧——要命的是这场话剧偏偏很好看且看得懂，它迎合了人们的怀旧心理，它有着象征现实冲突的舞台效果，它集纳了暴笑和悲伤这两种只有在现代人身上才频繁轮换的极端情感——《暗恋桃花源》宛若这股文化按摩潮中一只温婉的小手，它用恰如其分的力度抚慰了观众敏感的内心，感动与快乐，当中夹杂着些许的忧伤，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言，“暗恋”如梁朝伟，“桃花源”如周星驰。两者结合，多么符合城市人奢糜、保守、封闭而又内心丰富、善感多变的气质啊。

今天的北京、上海，要比20年的台湾繁华得多，可这部《暗恋桃花源》穿越了20年的时光，除了演员变了，其他的没有太大变化。也许，在许多年前台湾流行文化席卷内地的时候，台湾的话剧观众就借这部戏，比我们早了20年感受到了人生的悲凉和情感的沧桑。愈是喜剧遍地的时候，人们愈是渴望悲剧的刺激。就像看多了虚假的表演，人们更想看到真纯的情感。“暗恋”高雅、压抑中蕴含的快乐，“桃花源”世俗、欢快中隐现的悲情，带来的复杂感受超越了地域与时空的限制，让我们在貌似混乱的内心，发现秩序井然之处。

文/韩浩月

1月9日，“中国首幅通过点击数定价售出网络波普油画”的生意成交了，交易品名为《文学刺客叶匡正》，成交价是6846元，出售者是著名的恶搞油画博客作者安迪，购买者是一位诗人企业家（据1月10日《北京娱乐信报》）。在众多媒体的见证下，交易双方各得其所，得利的得利，扬名的扬名，为商业时代无孔不入的交易又增添了新的项目，也为寻找恶搞这项“伟大事业”的盈利点作出了突出贡献。

这是一次冠以艺术与收藏的名义进行的金钱与低俗产品的交换，也是一场背离恶搞本意、追名逐利的行为。网络上，曾有不少的恶搞作品辛辣淋漓，让我们为之会心一笑。但后来，随着恶搞概念的深入人心，不少别有用心者趁乱而入，借着恶搞的名义盘算内心的小九九。在网络恶搞作品良莠不齐的时候，恶搞油画虽然形式新鲜，但内容恶俗不堪，置被恶搞者最起码的尊严于不顾，是对艺术和人的双重玷辱。

在王菲“兔唇女”事件之后，人们开始明白一个道理，娱乐并非是无极限的，通过对个人隐私肆无忌惮的践踏获得的偷窥快感，是每一个善良的人都不愿去做的。恶搞油画便是属于把握不住娱乐限度的一种，每逢八卦消息满天飞的时候，恶搞油画作者便呈现出兴奋到难以自制的状态：在蒋雯丽涉嫌拍摄“乱伦”广告的油画作品中，一头古怪长发的蒋雯丽手中拎了两只相貌怪异的大猩猩。全裸的赵丽华、大着肚子的郭晶晶、三大导演旁观章子怡手持手术刀要给宋祖德动手术、徐静蕾怀抱兽面人身的怪物、隐私部位打上了马赛克的张钰……恶搞油画无所不用其极，不断挑战着观者对油画这项艺术的传统审美底线。

到现在为止，被恶搞的明星还没有人对恶搞油画作者提起诉讼，我个人认为，恶搞油画应该被追究责任。因为，恶搞油画丧失了一般新闻只客观报道事实不予评论的原则，其夸张的表现形式已经起到了引导舆论的作用；恶搞油画编造场景哗众取宠，非当事人被安置于作品中，属于恶意捏造，如三大导演旁观章子怡给宋祖德动手术；恶搞油画不尊重新闻事实，一味以丑化被恶搞对象为手段取悦观者；油画人物与被恶搞者相貌高度相象，达到了侵犯他们肖像权的标准。

当然，拿艺术的幌子来为恶搞油画辩护，可以推脱一番责任。牵强附会地引用一些洋艺术家的观点，也能蒙混一些对艺术盲目崇拜的人。按照通常的理解，艺术是被用来欣赏和赞叹的，艺术是对优秀文明与文化的继承与传播，从来没有一种艺术能依赖诋毁别人的名誉而获得永存。恶搞油画的作者对媒体表示，自己的作品“是不是垃圾，谁说了也不算，要让时间来判断。”其实，无需时间来证明，恶搞油画的性质已经注定了它就是一种速朽的东西。时间能证明的，是毕加索、达利、米罗等大师作品的永恒魅力，用时间来证明恶搞油画的价值，开什么玩笑？

恶搞油画可以在网上引来一定的点击，但在现实生活中必定遭遇人们传统审美观的阻击，它只适合生存于网络某个阴暗的角落中。恶搞油画的第一笔生意，可谓是一次卖点充足的产品推广会，但同时也是一次失败的营销，诗人企业家可以买一副《文学刺客叶匡正》，崔永元有可能买一副《我的长征》，但我想像不出，有谁会愿意买一副“章子怡手术图”或者接近于低级色情作品的“张钰裸露图”，买回去之后是挂于客厅中用于来客欣赏还是私藏于卧室里独自品味。之所以说它失败，是因为恶搞油画这种“产品”定位不准确，没有消费群体，靠哥们几个捧场博个噱头可以，想独辟蹊径开创一个销售模式，这想法难免也太幼稚了些。看热闹的人起哄是可以的，但他们还没傻到为此掏腰包的地步。

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反对把戏仿和反讽称为“恶搞”。戏仿和反讽在其娱乐表象的背后，还有其积极的一面，比如后舍男生的翻唱展示了网络时代年轻人的精神面貌，胡戈的《馒头》在用婉转的方式对中国大片进行尖锐的批评。而恶搞是建立在牺牲个人形象与名誉基础上进行的一场网络狂欢，恶搞油画正是这股污浊潮流中生出的一朵“奇葩”，要警惕这种批量生产的图片垃圾，披着艺术的外衣登堂入室。

欢迎王朔跨进文化养老院
 
文/韩浩月

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王朔客串了一把北京城里的痞子头儿，在他的调和之下，本来一场即将发生的群殴事件变成了两帮小坏蛋兴高采烈的联欢会。在那部影片里，王朔的演技实在差劲，是整个电影中唯一的不和谐音，但对于热爱王朔作品的读者来说，这未尝不是一种幸运——没人能够想到，被尊称朔爷的他后来能够沉得住气隐姓埋名数年。

在2006年最后的日子里，朔爷再次露面，到某网站做了两个多小时的访谈。与他在电影中客串的角色异曲同工的是，这次“浮出水面”，同样是出于“摆平麻烦”的需要——为老朋友的女儿的解约官司主持公道。只是，从各方面获得的消息看，关于官司的事情，王朔对媒体谈得甚少，相反，对近五年的文化娱乐热点人物与事件进行了点评，对第五代导演的三位领军人物的评点尤其引人耳目。

没有多少人会对王朔的老朋友的女儿的解约官司有多大兴趣，大家最喜闻乐见的还是，蛰居数年的王朔再次露面，是否还能保持当年批金庸的个性与锐气。现在大家可以长吁一口气，用一句“不减当年”来感慨一下了——他对张艺谋“有点像一个装修大师”的评价，仿佛又让人看到当年那个被同行供着、被读者捧着的朔爷风采。在2000年底，王朔就曾批评过张艺谋的片子越拍越差，《幸福时光》不值一提。六年过去了，在《黄金甲》因其奢华场景被诟病的时候，王朔一如既往的犀利点评犹如往张艺谋的伤口上撒的一把盐。当然，早已修炼得百毒不侵的张艺谋，也不见得在意此时多一个王朔来骂他了。

在某网站早期做的一期关于王朔的专题中，最后的一次更新是王朔对国画以及国画大师的批评。正是这次开骂，引起了艺术界对王朔的围攻，也正是从那时起，人们开始谈论属于王朔的时代是否已经结束，对于王朔的批评和怀疑也达到空前的规模。此后，王朔虽然渐渐淡出公众的视线，但绝非就此了无痕迹，实际上他的影子依然徘徊在我们的文娱生活中，时不时地提醒大家，王朔还在：冯小刚那几部脍炙人口的喜剧片，每一部都有王朔的影子；《顽主》、《冤家父子》等早期被禁映的电影以DVD的方式被流传——画面的老旧遮掩不住王氏作品的辛辣与幽默；每当徐静蕾的新片推出，总有人把王朔拿出来念念有词一番，那部《梦想照进现实》，喷薄而出的台词，总会让人的思绪跳离电影画面，想到在某个公寓房间里絮叨不止、渐渐老了的王朔。

王朔缺席的日子里，唯一能代替他说话的恐怕只有韩寒一人，“韩寒像我”也表明了他对韩寒由衷的欣赏。在不同的时代，的确需要王朔、韩寒这样的人，用一针见血的方式刺破一些人和一些事的虚伪表象，尽管他们的攻击方式难免伤及无辜甚至自身，但是在批评家满口名词、文绉绉不会说人话的时候，能用尽可能少的词汇、尽可能容易理解的说法帮助人们看清事物本质，总会特别受欢迎。从王朔走红的年代开始，粗鄙化的言论便展露出旺盛的生命力，到了这个八卦新闻、狗仔消息满天飞的时代，言论的粗鄙化更是登峰造极。王朔、韩寒的名人效应使得年轻人从他们身上找到了对应点，所以，他们在不同时代的受宠，除了自身的个性外，大众需求的释放是更重要的原因。对于王朔的最新言论，媒体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兴奋，因为大家都能预料到：王朔会这样说，也只能这样说。

一个习惯了站在舞台中央的人，骨子里总是不甘寂寞的，王朔同样也不例外。从《收获》发表王朔与孙甘露的访谈开始，“王朔归来”的气息便日益浓厚了。他自言“新作品正在创作中”也让人对他有所期待，只是，这种期待或许再也不像他鼎盛时期那样强烈了，在众声嘈杂的网络时代，再不需要“一览众山小”的“王者”揭竿而起，千千万万草根早就把“瓦解权威”这件小事办完了。“王朔归来”的最大意义也许就是说不疼不痒地总结一句“这事办的好”。

如果仅仅凭王朔接受了几次访谈发表了一些观点就称之为“复出”的话还为时尚早，因为批评只是王朔的副业，他的主业还是一名作家，或者说，一个写小说的。我倒宁愿相信王朔再次露面不是为了老朋友的女儿出头，而是为了新小说的出版作预热，因为，新作出版才是一位作家重新出山的标志。想重新成为舆论中心很简单，大不了像韩寒那样注册一个博客，隔三差五挑群众喜闻乐见的话题放几炮。想发挥余热造就一本畅销书也非难事，仅仅凭借“王朔”这块金字招牌就足够了，再者，畅销书的标准据说已经下降到一万册这个数字了。

王朔不说话的时候，很多人期待他的现身，等到他那张熟悉的面孔和腔调重现人间，突然发现对他又无所期待了，也许只能衷心地祝福他一句，“王朔，欢迎跨进文化养老院，在这儿，您动动手指都能混得很体面。”
 

文/韩浩月 

在同一天看了《满城尽带黄金甲》和《三峡好人》。从两个欣赏角度看，都是好电影，但《黄金甲》厅厅满座，《三峡好人》门可罗雀。作为贾樟柯电影的忠实观众，我为《三峡好人》的票房伤心，甚至觉得《黄金甲》和《三峡好人》的票价和观影人数倒过来才能符合我的心意。这种冷热对比，也让我有了些对贾樟柯清醒的认识，可以总结成一句话：贾樟柯，不要和大片较劲。

《三峡好人》选择和《黄金甲》在同一天上映，贾樟柯笑言自己是在玩一次行为艺术，并在接受媒体访问时，多次批评《黄金甲》失去想像力，只有无聊的电影才会炫耀钱。这不是较劲又是什么？

贾樟柯有玩的资本，一是因为《三峡好人》获得的金狮大奖是近年来中国电影在世界上获得的最高荣誉，二是《三峡好人》已经卖出去了40多个国家的版权——也就是说，《三峡好人》已经赚钱了，国内票房多一点少一点都是小钱。在为《三峡好人》高兴的同时，却没法为贾樟柯骄傲。贾是中国的导演，他拍的片子理应是给中国的电影观众看的。虽然暂时在国内叫好不叫座，贾也不应把希望多数寄托在销售国外版权上，他的根扎在山西汾阳，他的电影属于本土，与票房同样重要的，是如何摆脱困境，在国内赢得更多的观众。

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贾樟柯改变自己。因为他改变不了观众。国内的电影市场现状决定了，他只能做一个布道者而不是既得利益者。去年春节的时候，我曾买了四套贾樟柯的《故乡三部曲》DVD送给老家的朋友，我以为他们会和我一样喜欢到不能自已、津津有味地反复多看几遍。然而又是一年的春节快到了，我得到的信息是，我送碟的四位朋友，有三位把碟片放到碟机十来分钟后就退了出来，另外一位很羞赧地告诉我，他根本没拆过包装。这时我发现我错了。在农村，人们还是喜欢看上世纪90年代流行的香港武侠片，而且越滥越有人看（这大概也是所谓大片能屡屡得手的一个原因吧），而像贾樟柯拍摄的这种小众电影，虽然影片拍摄的就是他们的过往、他们的记忆甚至是他们现在的生活，但是在熟悉的画面前面，他们却处于无言和失语状态。

因为贾樟柯，电影院消失很久的山西汾阳，重新有了影院。《三峡好人》在汾阳举行首映礼的时候，闻讯而来的观众令那间简陋的放映场所拥挤不堪。不过我怀疑，那些为家乡出了这么一位优秀导演而自豪的父老乡亲，是不是和我家乡的朋友一样，对这种有着丰富的画面之外语言的作者电影有一种索然无味之感？在有了宫廷恩怨和打打杀杀的大片竞争之后，他们还会不会选择走进贾樟柯深邃而纯粹的精神世界？的确如许多影评人所言，在《三峡好人》中，贾樟柯的视野更开阔了，不单单去表现底层生活、底层人物的生存状态，而是开始审视时代与命运这个更大的主题。但不可否认，《三峡好人》的表现手法也更隐秘更艺术化了，甚至连《小武》、《任逍遥》中还设置的人物冲突等戏剧化的元素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大片倒塌的楼房和断壁残垣，片中的女主角赵涛比起之前的表演没有任何突破。也许《三峡好人》就是这样一部以人为配角而以后工业时代被废弃的一座城市为主角的电影。在影片对白的处理上，贾樟柯愈发地节制了，比如在影片结尾，韩三明告诉那些想追随他去山西的奉节人“挖煤很危险”时，我以为会听到类似“危险也要去”的回答，但贾樟柯选择了让他们长时间的沉默，无疑那段压抑的长镜头更能表现导演的想法，但对接触艺术电影不多的观众来说，这可能也是一种折磨。

其实，贾樟柯应该感到欣慰了，他对艺术和理想的坚持，使得他能够不为商业所左右，可以拍自己喜欢的电影，如他所说“我的工作习惯都是投资人在等我的剧本，不是他给我一个计划让我拍”。很多中国导演包括声名赫赫的第五代都纷纷在金钱面前败下阵来，而“固执”的贾樟柯无论在电影节和观众中的影响都在上升。因为这，贾樟柯更没有和大片较劲的必要，或者说，那些大片压根没有资格与他的电影并论。观众会有的，票房会有的，这需要一个过程，想大面积地俘获观众和票房，必须要做一些牺牲。这种牺牲不是向商业低头，而是努力寻找更贴近观众对电影俗常认识与理解的捷径。（2007年01月04日    《深圳商报》）
 

文/韩浩月

如果一觉醒来，你发觉自己成了美国《时代》杂志的年度风云人物，会有何感受？也许你会觉得这有点像开玩笑，但事实如此：在日前出版的《时代》周刊封面上，2006年度风云人物的名字正是显眼的黑体字“YOU”。不用因为成为了年度风云人物而踌躇不安，评选方为你的当选给出了充足的理由——《时代》记者LevGrossman写道：“因为‘你’夺回了全球媒体的主控权，（你）开创且构成新的数字民主，（你）不求回报地付出，并击败了自认主导世局的大人物，《时代》2006年风云人物就是‘你’。” 《时代》总编给出的当选理由更加直白和容易理解：“《时代》周刊2006年度风云人物就是‘你’，实际上就是‘每个人’，是的，就是你、我，每个人，每个改变信息时代的人，每个创造和消费网络的人。”

在看到“每个创造和消费网络的人”这句话的时候，也许你不用再继续忐忑了，全世界上的每个网民都在创造和消费着网络，哪怕一个7岁的一年级小学生通过电子邮箱给老师发了一封请假信，哪怕你只是在博客上写下了区区几行字倾倒了一下自己的垃圾情绪，但勿庸置疑，这个在你看来无足挂齿的日常行为，已经在悄无声息地推动着信息时代的车轮在前进。更何况，网络上还有那么多勇于尝试和创新的人们，他们以博客、播客、威客、极客、换客、搜客……的身份，在网络这个虚拟的舞台上，创造出一轮轮新的潮流，他们的行为颠覆了传统的思维和生活方式，人类未来生活的模样终于可以通过实践变得触手可及而不是简单地存在于幻想之中。

网民成为《时代》年度风云人物的消息发布后，有种不以为然的声音认为，这个“YOU”指的是美国人民，中国网民没必要为此沾沾自喜。这是种消极的心态，在环球同此凉热的今天，人为地把互联网世界也分出一、二、三等是没有必要的。中国互联网虽然在个别方面还存在一些弊端，但无论在技术、理论、应用还是发展上，国内互联网和世界几乎都是同步的，任何人为的壁垒都不能阻挡网络新世界的诞生、交流与融和、分享与互助。互联网这个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明，因为全球海量人群的建设与参与，而将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如同劳动创造人一样，“使用”创造了互联网，每个网民，不分国界、民族和信仰，都是互联网的主人。

在新浪博客频道成为《新周刊》2006年度新锐传媒网站时，一家大型都市报的总编对新浪网总编陈彤说，“以前我们是主流媒体，现在你们是主流媒体了。”这虽然是一句玩笑性质的笑言，但博客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传统媒体却是不争的事实。想看被证实的新闻请阅读报纸，想看及时的新闻请阅读网站新闻频道和电视，而想提前看到报纸和电视将要报道的新闻，无疑要选择博客了——这就是“你”夺回全球媒体主控权的最有力证据，媒体和记者不再是公众了解新闻的唯一渠道，“一位身在巴格达的母亲可以用照相手机让你看到路边炸弹”，同样，演员张钰也利用视频掌握了自己的话语权——尽管这种方式有争议，但这的确为公众提供了未经传媒加工的信息，提供了帮助公众了解事实真相的另一路径。

网民不仅成为了信息的制造者、发布者，同时也是舆论形成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网络上众声喧哗的表面背后，其实是大音希声，哪怕仅仅一个简单的“顶”字，都能为公平和正义增添一份无声的呐喊。无论你在现实生活有多大的权势和威望，到了网络上也只是一个简单的由0和1构成的数字符号，别的任何一个0和1都能以平视的姿态与你对话，在网上自以为是只能自讨其辱。互联网让一个真正属于平民的时代真真切切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仿佛让我们回到人类最初的互助阶段，只不过那时的刀耕火种变成了现在的键盘鼠标。网民在网上仍以群居的形式出现，他们按照爱好、居住城市、职业特征，在不断建造着属于自己的一个又一个E时代桃源，但这种群居方式绝对不限制个人的自由，你完全可以脱离群体离群索居或者加入到别的你所感兴趣的群体中去。网上的每一颗空气粒子都含有一种成分，那就是“自由”。

年度风云人物是个虚拟的荣誉，没有哪位网民获此称谓后会觉得自己与以往有什么不同。当网络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新名词，当网民不再被当成神秘的动物，当我们每天到达办公室后打开网页像喝水一样简单的时候，你就成为主宰这个世界的重要之人，和那些影响世界的人物一样，你也在影响这个世界，只不过，和你站在一起的人，要远比那些政要、领袖们要多得多。

 文/韩浩月

针对部分网络音乐产品格调不高，侵权盗版、非法链接等侵犯知识产权现象突出，一些单位擅自传播未经审查的进口网络音乐产品以及少数网络音乐产品侵害民族风俗习惯、影响社会稳定等问题，日前文化部出台了《文化部关于网络音乐发展和管理的若干意见》，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明确和界定。《意见》的出台，对规范当下网络音乐市场有着积极的意义，如强化了对传统音乐的保护、重点支持原创网络音乐的发展，但具体到细则上，如“网络音乐企业对不以赢利和商业营销为目的的网民自行模仿、编创和表演的音乐产品要加强审查”的要求，则显得有些强调过头，有待商榷。

对网络娱乐略加了解的网民，都知道网上有一个名为“后舍男生”的组合。2005年3月，广州美院的两名男生出于娱人娱己的想法，合作表演了一首美国“后街男孩”的假唱MV，这段视频上传到网络上后，出人意料地迅速走红，数百万人点击下载或观看了他们的这部“处女作”。随着“新作品”的不断退出，原本默默无闻的两个男生窜升成网络红人，前不久更是签约了一家有名的传统音乐企业。对于“后舌男生”，网民的评价多是幽默可爱、阳光健康，虽然是靠的是“贩卖”国外名曲出的名，但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当代年轻人活跃向上的精神面貌。可以说，“戏仿”即是“后舌男生”的成名之道，也是他们的立足之本，《意见》出台后，影响最大的还当是以“后舍男生”为代表的网络音乐玩票高手，加强对他们音乐产品的审查，在把好“格调关”的同时，无疑也会给他们的创作积极性带来损伤，有了条条框框的约束，网络音乐人的创新能力肯定要打上一定的折扣。

“后舍男生”的走红带起了一股网络音乐戏仿热，比较有代表性的如方言版的周杰伦《双截棍》，再加上网络播客的流行，只要有一台电脑一个麦克风，谁都可以乘兴高歌一曲，在语音聊天室甚至可以开个人演唱会，网络上的全民卡拉OK风潮已成事实。在网络上每天上传的音频文件不计其数，其中不乏大量的网民自行模仿作品，对这些作品进行审查，将形成庞大的工作量，这个工作量文化管理部门肯定难以负担，要求网络音乐企业对每一首网络模仿作品进行审查也是勉为其难。况且，人们对音乐的格调各有看法，很难制定出一个详细的标准来衡量模仿作品的品味高低，标准高了，容易将大多数网络音乐作品一竿子打死，标准低了更容易引起广泛的争议。可以说，加强对网民自行模仿、编创和表演的音乐产品的审查是相当费力不讨好的工作。

《意见》的愿望是好的，是基于“倡导网络文明，建设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这个大方向的，但试想如果放弃对网民模仿或自创网络音乐的严格要求，会不会影响这个大方向呢？网络模仿音乐规模再庞大，充其量不过是网民的自娱自乐，就像大家喜欢唱卡拉OK却绝不会去想当歌星一样，这只是情绪的宣泄，不会成为主流，其传播范围的局限性也对社会稳定构不成威胁。包括原创的网络音乐也是如此，尽管《东北人都是活雷锋》、《老鼠爱大米》、《两只蝴蝶》遭到了一些诟病，被认为是恶俗文化的产物，但是它们的流行，它们的妇孺皆知，某种程度上也表明，它们是受大多数人欢迎的。我们期待高雅的音乐能带来愉悦的精神享受，但这取代不了大众对通俗娱乐的主流需求。管理部门应该相信大众的审美和甄别能力。

伴随着数字娱乐时代的到来，音乐的传播渠道越来越多样化，音乐的创作群体也将日渐广泛，音乐不再是专业群体的创作特权，任何喜欢音乐创作的人都可以在网络这个公正的平台上一展才华，利用网络的便利，欣赏与学习国外优秀音乐作品，也是丰富提高娱乐生活品质的良好渠道。所以，对于网民自行模仿、编创和表演的音乐产品，不妨用乐观的态度看待，抓大放小，把工作重点放在盗版、非法链接等侵权行为上，网络音乐有其自生自灭的自然规律，不必过于挂虑。

韩浩月
 
    12月初，在2006年中国“IT两会”上，李开复表示谷歌不会以机会主义的方式做任何市场工作。尽管“竞价排名可以让我们得到很多短期的利益，但是它有失公正。”“图书馆为什么不做广告，因为图书馆是一个公正客观帮助所有读者的建议者，就像搜索引擎一样。”

    虽然没有明确提到百度的名字，但大家都知道，李开复暗指的批评对象是谁，在国内，把竞价排名这项事业做得风生水起的恐怕非百度莫属了。在为谷歌戴上了高帽子之后，李开复很坚定地说，对“出售搜索引擎结果”的这种赢利方式，“我们是绝对不可以做的。”谷歌到中国，不是来学雷锋的，它自会摸索自己的赚钱门路。但如果眼下百度不做竞价排名，便几乎等于要了百度的命。

    百度是我固定使用的搜索引擎，自从百度的抓取页面海量上升之后，就此与Google告别了，这有种复杂的情绪在里面。竞价排名在百度那里搞得轰轰烈烈，对于使用者而言，短时间内却产生不了太大的影响，在这一两年里，我总是习惯地去点击百度给出的第一条搜索结果，从未想过其他。直到最近，在搜索人名时发现，百度的第一条搜索结果大多指向某网上书店时，才觉察到，不知不觉中，百度搜索结果已经将我们的上网去向潜移默化了。

    从市场交易的角度看，竞价排名没什么不好，你出钱，我给你便利。但问题是，是不是只要出了钱，别管是什么下三滥都能往搜索结果头条上挂呢。以网上书店为例，一家二流图书网站通过竞价排名的方式，被百度放到了最显眼的位置，网民通过搜索找到了这家网站并完成了购买行为，结果发现，在这家网上书店买的书要比其他网站贵一些——这算不算网上书店联手搜索引擎把消费者坑蒙拐骗了一回？百度在实行竞价排名的过程中可能会掌握一定的原则性，但在利益诱惑下会不会睁只眼闭只眼，放一些喜欢走捷径的企业到网上叫卖低劣的产品，我对此持怀疑态度。

    据CNNIC的报告数据，搜索引擎用户中能分辨正常搜索结果和竞价排名搜索结果的仅占5.1%，这样的话，搜索引擎岂不是成了以次充好的水果贩子——当然，如果百度信誓旦旦保证它提到首页上的搜索结果都是百分百准确可信的另当别论。问题在于，百度保证不了。是以网民的需求为重还是以搜索引擎和竞价企业的利益为重？是背地算笔精明账表面算笔糊涂账闷声发大财还是努力寻找公正与利益的平衡点？放在百度面前的这道题好难。

    今年8月初，因为百度竞价排名发生了一件事，某医院工作人员在百度北京总部楼抗议百度“恶意点击欺诈”，称其欺诈行为共骗取他们300多万元。有趣的是，这家医院一边抗议，一边还在给百度塞钱继续维持自己在搜索结果上的排名，竞价企业与百度的关系，真可谓唇齿相依啊。真难想像，如果百度高速壮大下去，会不会成为搜索寡头，围绕竞价排名，不知还要发生多少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儿。

    Google的屁股也不干净，因涉嫌点击欺诈，被用户投诉，最终不得不付出9000万美元的代价了结。都言搜索市场前景广阔，但从目前的中国搜索市场看，竞价排名仍然是搜索企业赖以生存的惟一一根稻草。除了竞价排名，难道百度不会做点别的？当然不是，百度的新服务一直都没停止推出过，最近连博客这种落伍的玩意儿都弄上了，但大多都是雷声大雨点小，看不出有什么独到之处。“路漫漫其修远兮，我们不能没有钱”，百度也许只能用这句郑均的歌词来为自己开脱了。 

 
文/韩浩月

一本书一个下午单家书店售出12000册——没错，不要怀疑这个数字多了一个零。这个记录是于丹日前携带她的《于丹〈论语〉心得》在中关村图书大厦签售时创造的。于丹的签字速度几乎可以和她的走红速度同样令人惊羡。她成为作家“一夜成名”的新案例，同时也为“畅销”这两个字赋予了新的内涵。

和于丹一样借《百家讲坛》进入公众视线的易中天，曾在博客上写到：“今天中午看了《百家讲坛》的《于丹论语心得》，不禁拍案叫绝！神闲气定，娓娓道来；古今中外，信手拈来。诚可谓妙趣天成，观之可以忘忧也！建议大家都去看看。友情提醒：该节目系醇酒一坛，‘度数’略高，不胜酒力者慎之！”惺惺相惜之情溢于言表。

在易中天独辟蹊径“品三国”后，部分专家学者对这种非常规姿势的“易氏品法”很是不满，并认为易氏引起的通俗历史热很危险，有曲解历史、误导读者的嫌疑，给易中天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于丹的出现好像一颗速效心丸，成了易中天强有力的支持者，也用事实回击了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用通俗包装经典，是大势所趋，是民心所向。读者对于丹的追捧，也意味着通俗历史热刚刚渐入佳境，高潮还未到来。

除此之外，于丹的迅速畅销还在其他诸多层面上有着积极的意义。比如电视造星的潜力。我们都知道超女走红很快，但她们也是经历了数月苦苦的比赛。易中天红得够快了吧，但和于丹仅在国庆期间讲了7天《论语》相比，其本人也会自叹弗如。学者与电视的联姻，有着现在的辉煌，也有着过去的失败，冷热之间，固然与电视这种大众媒体分不开，但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还是观众和收视率。换句话说，根据观众的需求这个“菜单”下菜，再出现几位王丹、张丹都不是什么难事。顺便讲一句，《百家讲坛》一张书桌就能捧出诸多名角，那么多拍历史电视剧的为何总是拍一部毁一部？

于丹的畅销，给那些逐渐对图书市场失去信心的从业人员，或许能带来一点暖意。据报道，《于丹〈论语〉心得》首版60万册已经全部发出，且短时间就有加印的可能。这说明，图书仍然是人们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读者并没有大面积地放弃纸上阅读，面对庞大的图书出版市场，我们缺的不是读者的热情和支持，缺的是符合大众阅读心理的好书，缺的是《品三国》、《于丹〈论语〉心得》这样既能带来阅读乐趣又能从中收获感悟的通俗读物。在网络的冲击下，阳春白雪、曲高和寡只能加快读者离开的速度。抛开通俗历史书不谈，如果出版单位对读者多一些用心和诚意，对市场多一点研究和摸索，书市也不至于像今天这样哀鸿一片。

《于丹〈论语〉心得》超高印量被市场快速消化，也暗示着一个让人振奋的信息：市场对于畅销作家和超级畅销书的容纳，还是有很大弹性的。在国内，一本书只要销售超过3万就能跨进畅销书行列，但畅销书在全部出版图书中所占的比例还是十分可怜。按照咱们国家庞大的人口基数算，每年出现于丹这样的畅销书作家十几二十位不算是奢望，而实际呢？能站到销量过几十万册这个队伍里来的，根本达不到这个数字。

随着于丹的走红，关于用通俗包装经典读者买不买帐这个话题被再次提起，其实这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从市场角度看，《百家讲坛》用通俗包装经典，出版社借人气推销图书产品，操作过程可谓环环相扣，因为利益的存在，谁也不能阻止用通俗包装历史的步伐。而读者近似于狂热的追捧，也让质疑的声音变得渺小而苍白。如何解读历史，如何漓清某个历史细节的对与错、反与正，某个语句可能蕴含的潜台词，还是交予书斋中的学者去做吧。无论如何，哪怕走马观花、浮光掠影地多了解一些历史，也总比对历史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要强得多。
 
 

前不久，北京798艺术园区，四名男女被用钢钩刺穿背部皮肤后悬挂于树上——这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被他们称之为行为艺术。看了网上上传的图片和视频，我为创意者的血腥和残忍所折服，如果他想借这种方式告诉观众生存的疼痛，那么他的目的达到了。怕疼是人的本性，估计很少有人会对这种场景视若无睹，恶心或想呕吐都是正常的反应。

这更像一场冲动的街头即兴表演，抑或江湖艺人演出的一起苦肉计。我相信人体悬挂者的出发点绝不是收获一点廉价的掌声或牟取什么利益，但这个“无私”的举动，对公众起不到任何教导作用，普通人只是认为这是一种自我作践。因为无论人体悬挂行为再怎么出格，其传播范围和影响对象还是局限在艺术人群这个小群体中间，即便如此，艺术群体的复杂性，也无法保证极端的行为艺术能得到广泛认同。对于人体悬挂想要传达的隐喻，他们会有更多的表现方式。

其实无需艺术家们的献身，在经济进入新的变革期之后，欲望的膨胀和生存之艰难，已经有形无形地影响到了社会各个阶层的每一个角落。生活真实的一面永远比艺术更残酷，艺术家想体现自己的人文关怀不宜伤口上撒盐，更适合采取一种温和的方式，单单凭借一起人体悬挂想唤起或传输一些什么，未免也太小儿科了。那几根弯曲的钢钩，承受不住艺术这两个字的重量。

艺术家通过自己的作品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去，这是一个好事情。艺术起源于劳动，就应该普及到人民中间去。可是，现在的艺术家好像离群索居成为一种习惯，在艺术的象牙塔里越玩越悬乎。包括前段时间的美术教授脱衣裸授，诗人裸体朗诵，艺术家都在用行动来制造或传递这样一个信息：我裸体，我是艺术家，我高尚。不知道四名被悬挂起来的男女，是否找到了高尚的感觉，上苍保佑，在那一刻，他们没误把自己当作上帝，因为他们那稚嫩的面庞和身上坠满的钢钉，实在让人感受不到所谓的牺牲和奉献。

一方面是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走火入魔，一方面是对商业魔力缺乏足够的抵抗力，当下的艺术家正处在这样的一个矛盾期。

人们对艺术家的宽容，成为一些人挑战艺术底线的筹码。裸诵诗人明知在公众场所裸露触犯法规，仍然义无反顾的脱了。教授在并不是非脱不可的情况下，还是理直气壮地裸了。人体悬挂者不顾这尊父母授之的身体发肤以及有可能引起未成年人效仿的隐患，硬着头皮挂了……人们就此认识到，原来这就是艺术，原来这就是艺术家。看完热闹之后，观众拍拍屁股走了，从此对艺术家敬而远之，因为他们会冷不防地脱给你看或挂给你看，可是，那些毫无美感可言的裸体，以及远离大众审美标准太远的行为，是绝大多数人不愿意接受的。

作品是艺术家创作或塑造的，而艺术家们把自身当成一件作品，正在成为一种倾向。我们可以认为这是艺术家的自恋情结在作祟，但把自恋冠以艺术的名目向公众推销，艺术便成了非艺术，艺术家也成了蛮横的甲方。

文/韩浩月

最近网上有一条人气颇高的博客文章，列举了当下中国最具商业价值的十位作家。总的说来，这份名单纯属个人观点，不具备代表性，但由此引发的关于作家商业化的话题却值得关注。像给娱乐明星按收入排座次那样为，为作家的商业价值分大小，有些牵强附会，可这也说明，作家的商业化已经不像前些年那般遮遮掩掩，而是可以堂而皇之地提到桌面上来了。

每每把娱乐明星与作家类比，总有人认为两者收入差距太大，没有可比性，这种状况直到现在也没有改观，一个二流明星的收入很简单就能超过一位一流作家的收入。此外，明星的收入五花八门，作家的收入很透明，无非版税、稿酬，充其量再多一些影视改编转让费，即使这些全部加在一起，也不过尔尔，所以易中天、韩寒、安妮宝贝200万元版税才会成为新闻引起小小的轰动。200万版税和出版社幕后的市场化操作难撇关系，仅从这点看，作家便已被动地卷入商业潮中，文人视金钱如粪土的年代不复再来。

在将作品交与出版商之后，作家其实便与作品脱离了关系（唯一显得有点关系的是，频频出现于媒体以促销员的身份提篮叫卖），图书承载思想、传播文明的功用也让位于销量和利润。通过市场回馈，一个作家的身价也跃然纸上。在富豪遍地、金钱横流的今天，作家的身价不再单一地由文字收入构成，借助自身的社会影响力，作家在其他领域频频出击，如余秋雨担任主持人、海岩成立影视制作公司，易中天电视台开讲座，周德东拍摄类型电影，韩寒出任商业赛事车手、出唱片，……如此发展，用不了多久，计算作家的身价也将与计算明星的收入一样变得复杂起来，作家走穴也将不会是一个贬义的词。

余华的《兄弟》出版后，不少评论认为这部新作质量不如从前了——尽管余华坚持认为《兄弟》仍然为自己所满意，但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商业手段放大了读者对《兄弟》的期待，而它却并没有给读者带来惊喜。《兄弟》应该是为余华带来版税最高的一本书，但这本书负面评论多于正面评论也说明，作家商业化后的利弊冲突在所难免。自古以来有一个观点，作家就应该固守清贫、甘于寂寞，才能创作出优秀的、可以传世的作品——无数的事实也“残酷”地证明了这一点——许多作家知名度和收入直线上升后，作品质量反而直线下降。面对这个困境，作家不能陷于被动，而应寻求良好的解决方式，在作家的操守和利益的冲击中间寻找平衡点。

衡量一个作家的社会价值，不在于他的名气有多大，而在于他是在利用影响力博取个人利益还是引领公众学习与思考。易中天在《百家讲坛》开讲历史课迅速走红，成为作家中的明星，尽管受到一些同行的批评，但他所掀起的通俗历史热，正面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一个作家的价值应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个人价值，一个方面是社会价值。作家和普通人一样，有追求优雅和舒适生活的需求，有照顾好亲人、家庭的责任，所以，通过商业手段来实现个人理想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另一方面，作家在拥有充分的物质保证之后，应清醒地认识到文字所肩负的社会功用，要保持相对平静、理性的思考，不为外界浮躁所扰，切忌急功近利。作家成为公众人物，甚至成为明星，这不是什么大的问题，也没必要因此对作家失去信心，每个时代作家都会有自己的生存状态，有些东西是不能为作家本身所控制的，能够近可能地贴近“为读者写作”这一基本底线，就已经不容易了。（2006年10月24日《深圳商报》）

文/韩浩月

    人红脾气大，这是娱乐圈里腕儿们的通病，见多不怪了。宽宏的观众还会美其名曰称之为“有个性”。比如冯小刚屡次吹胡子瞪眼，都有人将罪过归结到那些“找茬儿”的记者身上。据《北京娱乐信报》报道，前些天，从非著名相声演员混成著名相声演员的郭德纲在新浪网聊天时，在说到批评者时，也忍不住“个性”了一把，“这些人都是些不敢见太阳的人，癌症是怎么得的，就是这么给憋屈出来的。”

　　郭德纲这次“砸挂”砸得有点过火。不过也可以理解，放别的腕儿那里，火成这样，早砸了。人一成名是非多，被人骂和骂人都不奇怪。郭德纲能“憋屈”这么长时间只挨骂不骂人，不容易，无愧“草根英雄”这个称号。也许他比任何一夜暴红的人都能清醒地认识到，是谁捧红了自己。没有万千观众的捧场，就没有今天的郭德纲，对此郭德纲不应该否认。现在个别观众不过说了句“郭德纲还能火多久”，就惹得这位爷大发脾气，“癌症”这么恶毒的词都用出来了。

　　当然，如果批评者真的平和地问一句“郭德纲还能火多久”，也未必能让郭德纲把去年的事情惦记到今年。郭德纲复述的原话是，“去年有人推测，郭德纲在三月份会灭亡，有人认为是五一，还有人认为郭德纲及德云社是八月份灭亡，还有人认为我们会在十一灭亡……”原来，真正让郭德纲撮火的原来是“灭亡”两个字。略懂得些词义的人都会明白，所谓“灭亡”不过是“退出观众视线”的代用词。批评者的水平不高，用了有欠斟酌的词，但说实话，郭德纲的回应，水平也不高，态度过激不符合公众人物的身份不说，解释自己现在“活得很健康”更属多此一举。批评者说的“灭亡”指的是郭德纲的相声，郭却死活把这个词往自己的身体健康上扯，一个虚一个实，可谓南辕北辙完全想两岔去了。

　　分析郭德纲发火的原因，人红脾气大是一个方面，郭德纲在走下坡路也是一个方面——现在的郭德纲，除了像李宇春、张靓颖那样出唱片，凡是娱乐圈人能干的事几乎全干了，反倒让人几乎忘记了他的相声演员身份。不能坚守相声这个老本行，不能踏踏实实说好相声，那就应该明白“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样红”这个道理，本分地出世俗的名，赚世俗的钱，别把自己当宝贝，以为全国人民都会永远宠着自己，永远都处在娱乐风暴的中心地带。要知道，娱乐圈无情，观众抛弃一个演员更无情——如果你没修炼成大师的话。

　　郭德纲刚火起来那会儿，有人乐颠颠地声称，“有了郭德纲，中国相声还可以多活50年。”现在如果再有人坚持这个观点，只能令人佩服他的勇气。郭德纲除了成为话题人物，把逐渐被遗忘的相声带进公众视线外，他并没有给相声这门艺术做出多大的贡献。看郭德纲的相声高兴吗？高兴。乐吗？乐。高兴完了乐完了，基本上也忘得差不多了。郭德纲的相声卖弄的是小讽刺、小聪明，离真正的大幽默、大智慧还差得远。他的相声更大程度上是“句子和段子”的组合，算不上相声作品。也许有人会说，现代人听相声图的就是当时一乐，用不着什么针砭时弊、启迪人生，建议持此观点的人去听一下马三立、侯宝林、刘宝瑞三位相声大师的作品。好的相声是可以传世的，无愧于艺术二字，我们不要求相声的继承者能超越前辈，但起码要端正态度，认认真真说好相声。

　　央视的相声大赛已经搞了三届，一届比一届差，看着一帮人在台上抓耳挠腮，好不容易抖出一个大家都能预料到的包袱，作为一名观众，心里也是憋屈的要命。郭德纲的出现曾被认为是相声界的希望，但实际上他的出现，并没有给在网络视频、二人转、小品包围下的相声带来几天的新气象。眼下的郭德纲，依然是块料，拿到哪儿都还能撑起一块场子，眼下的德云社，勉强用一票难求来形容尚不为过。但归根结底，郭德纲能火多久，和观众的捧场与否关系不大，与批评的声音强烈与否关系不大，而是与其加强自身修养、提高艺术造诣密切相关，和其最终选择相声演员还是“娱乐万能膏药”的身份密切相关。

文/韩浩月

在互联网上盛传“中国博客实名制已成定局”数天后，中国互联网协会称，信息产业部“博客实名制”管理规定尚未正式出台。联想到此前同样喧嚷一时的网游实名制、QQ实名制、手机实名制，包括再早一些的BBS实名制的“难产”，我觉得“博民”们暂时不必过于为自己未来的博客生活担心。实名制想法好实行难是原因之一，重要的是，博客因牵扯到个人生活的描述，匿名书写是保证其私密性的唯一方式，所以，博客实名制全面实行的可能性，比之前任一实名制都要小得多。

其实，我对每一次实名制的提起和讨论，都不是太感兴趣，因为我本身出现在网络的任一个角落，都是以实名身份出现的。实名制的实施与否，对我个人而言，意义不大。网络实名有其积极的一面。在现实社会中，为了能从银行贷到款，不上黑名单，为了提高社会认同度，每个讲诚信的人都在小心翼翼地维护自身形象。同样，在网络上实名也等于逐步建立自己在网络上的信用体系，因为实名，可以获得更多人的信任，认识到更多的朋友，可以免却一些不必要的误会和误解，因为实名了，所以倍加爱惜自己的羽毛，一言一行均要三思而后行……

但是，社会是多元化的，网络更是，不能简单以好坏来区分实名、匿名。实名是自愿，匿名是权利，网络实名制的推广，恰恰是把“权利”变成了“义务”。对大多数人而言， “尽义务”总是比 “享权利”来得难一些，所以，各种网络实名制的推广总是雷声大、雨点小，到最后不了了之。博客实名制的提起，大概和商业门户开始提供博客服务后，带来的一些混乱不无关系。的确，门户网站动用商业手段推广了博客，同样也带来了漫骂、诋毁、炒作，有人将之归罪于博客的匿名评论，称这是在制造网络话语暴力。这个矛头实际上指错了，若论博客之乱，责任应首推唯点击率是图的网站，和一些别有用心的炒作者。加强对博客服务商的监管，更甚于要求普通博友全体“实名”。君不见，有多少博客空有实名之实，却在口无遮拦、肆无忌惮地厥词横飞？

博客目前出现的一些混乱状况有一些被夸大。所谓的混乱和话语暴力，多是针对一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炒作来的，打开一个普通网民的博客，完全是一片静谧之地，除了作者的生活絮语和亲友的留言评论，有何混乱、暴力可言？实名制的推广者不应简单地把视线放到少数人、少数博客文章上面，而应多考虑普通博客的利益。博客之所以迅速流行，被认为成未来互联网的主要应用，其最大魅力在于它带来的“自由与分享，交流和沟通。”一旦博客实名制实行，博客“自由书写”的最大特征便形同虚设。

在不使用真实姓名的情况下，博客作者可以“我手写我心”，不受外界因素影响，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这种情感多是琐碎的、生活的、个人的，但正是因其“真实”而显得弥足珍贵。博客为网民提供了一条疏缓情绪、放松精神的通道，这个通道无疑是没有多少话语权的公众表达思想、观点的重要平台，而实名制很大程度上会消解博客作者自由表达的愿望，很难想象一个人在领导、同事、亲友的炯炯注视下，还能否写出自己的真心话。

当然，实名制支持者会认为，有什么真话不敢对领导、同事和亲友讲？用博客密切干群关系、家庭关系有什么不好？这种观点表面上挑不出毛病，但不要忘了，人虽然依赖于群体生存，但作为个体，在保持与群体的距离上，应该有自己的选择权——独身和不婚族逐渐被社会所接受就是个体选择权的一种认同。同理，人也应有独立思考的权利，具体到博客，可以这么说，在不违背法律和基本道德的基础上，博客有撰写不愿为认识的人所知道的内容的权利——这当是言论自由组成的一部分。而博客实名制则在一定程度上对这种权利形成了干涉。虽然“言论自由是相对的”是客观事实，但用这个观点来推行博客实名制，难脱小题大做嫌疑。

网吧实名制有贡献也有争议，但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使得后来的网游实名制、QQ实名制、手机实名制受阻。即便后来实名制在网络上广泛应用，也理应考虑在虚拟社会为网民保留一点抒发个人情感的空间，博客无疑是目前为止比较好的一个载体。前段时间，为了抗议网游实名制，韩寒和著名博客王晓峰连续十余天在博客上粘贴养猪种菜等科技类文章。网络是丰富多彩的，养猪种菜类博客虽然实用，但如果满眼都是此类内容，网络将变成一个多么乏味、无聊的世界。（2006年10月27日《深圳商报》）

韩浩月

    秋风渐起，脱风日盛。9月30日在第三极书店为“支持赵丽华、保卫诗歌”而裸体朗诵的诗人苏非舒，因违反北京市治安管理条例，被北京海淀区公安分局拘留10天；在此之前，江苏技术师范学院美术教授莫小新在一场现场研讨会上脱衣裸授，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上；随着电影《喜马拉雅王子》的上映，“好男儿”冠军蒲巴甲全裸的剧照出现在网上，被有的媒体称为“原生态的蒲巴甲如此一股脑儿地在首部处女电影中奉献出了自己的所有”。
 
    在这三例“脱案”中，莫小新除了被学校“封口”半个月没有别的损失。蒲巴甲最符合“为艺术献身”这个娱乐圈通用法则。最冤枉的当属苏非舒，同样是为艺术牺牲，差别咋就这么大？诗人在与教授及明星表演的都是同一个“节目”，为何偏偏诗人被轰下了台。解释这个疑问其实并不难，从受众的欢迎程度看，误打误撞进入第三极朗诵现场的读者显然没有教授的学生接受能力强，于是，在这场不同台的“角斗”中，诗人被PK了下去。

    前几年也有诗人以行为艺术的方式，在某深山老林集体裸露，后来没听说谁因此进了班房。没进班房的主要原因是旁边没有观众。所以，这些诗人的行为纯属自娱自乐，没给他人带来“享受”，自然也没给他人带来什么“伤害”。而裸体诗人不但违反了“公共场所故意裸露身体”的规定，不符合为这次朗诵提供场所的第三极书店的要求，且在没有事先告知的情况突然行动，满足了一些人“想看”的权利，也侵犯了一些人“不想看”的权利。裸露身体在西方一些国家被视为基本人权来尊重，即便如此，也是在一些特定场所，天体爱好者才能脱掉衣服，否则警察也不会经常在球场上玩命追逐那些裸奔者了。

    米开朗基罗的大卫，米洛斯的维纳斯，亚当和夏娃……在文明时期的希腊，文艺复兴时期，裸体艺术都以雕塑、油画等作品的形式来呈现，这些作品被写进历史，印上教科书，散发着艺术的魅力，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把裸体艺术等同于简单地脱掉衣服是何等的荒谬。事实上，从网上的竹影青瞳、流氓燕，到网下的成都美院41位学生裸体组成的电子邮件符号＠，以及画家村5位画家在“国际裸体日”裸体游走于潮白河畔，尽管他们把自己的身体当成了艺术的载体，但大家看到的却只有裸体没有艺术。

    1987年艺术家陈醉出版《裸体艺术论》，近20年来，裸体艺术作为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逐渐为国人所接受，但东西方的文化差异注定裸体艺术只能在小范围内被承认，大多数普通民众的态度仍然是排斥大于容忍。艺术家到公共场所裸露，多抱有牺牲自己提高大众审美的受难者情怀，殊不知，人们并不喜欢这种直接的、挑衅式的“艺术普及教育”。喜欢裸体艺术的读者有可能去书店买一本画册收藏，但对公共场所的裸露却有着本能的反感。被公众承认的艺术才是真正的艺术，世界奇迹建筑、传世的雕塑和绘画、被传播继承的观点，都得益于人伟大的创造力，毕加索和他的作品未被人们接受前同样被视为疯子和垃圾。裸体爱好者的“人体是上天赐予的礼物论”、“裸露无罪论”固然有理，但也要进行一定的“艺术包装”才能够对公众展示，仅凭脱衣服来传达某种观点，实在有点自以为是、过于自恋了。

    脱衣诗人被轰下台，裸体画家被农民骂声赶走……裸体艺术家总是难以避免这样的尴尬。不敢说裸体艺术家有“取宠”的心态，但“哗众”却是确凿的事实。嘲弄大众的无知与愚昧，是艺术家遭冷遇后的通常做法，可为了在大众中间寻找支持者，又不得不硬着头皮上阵，结果施者与受者“双输”，都闹了个心情不愉快，也让“艺术”这个词蒙羞。

    说白了，“脱”是讲究技巧的，有人依靠脱一举成名、名利双收，这是面对市场的脱。有人的脱不仅自取其辱还惹上麻烦，这是不识时务之脱。脱的成败与否，不是以艺术成就来衡量，而是以公众接受程度来决定的。不合时宜的脱，除了招来一身的唾沫，看不出有什么好来。（2006年10月23日《中国青年报》）
 

文/韩浩月

“2015年的图书馆将是什么样子？它将仍然是一座建筑物，还是作为虚拟的或数字的图书馆而存在？”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尽管2015年看上去还很遥远，但图书馆数字化的轮廓已经呼之欲出。作为一名经受传统教育、大半部分阅读通过纸张来完成的读者，前段时间一些大的网络公司来势汹汹涉足建立网络图书馆的消息，总是让我感到莫名的恐慌。

这种恐慌可能只有我们这一代人才会产生，因为传统的图书馆、阅览室，曾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求学期间，由于学校远离城市，学校的阅览室是我课余时间呆的最多的地方，那时候交通和信息都很闭塞，按时到来的报纸和期刊无疑是敞开的另外一个世界。而整个漫长假期泡在图书馆的经历，更是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从那之后就再也没有过如此持续的、投入的阅读体验，那个时候的知识积累也成了以后写作的重要基础。

对传统图书馆所抱有的深厚感情，却没能让我在成年之后继续徜徉于书的世界，掐指算来，最后一次与图书馆亲密接触已经是10多年前的事情，前不久因为工作关系去了一次图书馆，但那些陈列整齐的书、报、刊已经没有了让我翻读捧阅的兴趣。意识到这点后我感觉到了一种失落，开始设想，假若没有网络的出现，为了考证某段历史，我仍然会深陷浩如烟海的图书中，去寻找蛛丝马迹，为了寻找一些有用的资料，我仍然会埋头苦坐数个小时，任凭手指沾满淡淡黑色的油墨……

现在不用了。现在只需要打开浏览器，输入GOOGLE.COM或BAIDU.COM，几乎所有需要的信息都可以手到擒来，在感叹网络的方便快捷之时，也隐隐有些遗憾，如果有一天，那些数以千万册计算的图书，被装入一台台服务器，甚至被装进一个可以放在公文包里的硬盘中，传统意义上的“阅读”是不是就到了寿终就寝之时。那些青砖造就的大厦，那一排排耸立的书架，是不是就成了过往的记忆，成了老时追忆似水年华的下酒菜？

数字图书馆对传统图书馆馆藏的虎视眈眈，引起了人们的恐慌和担忧，一方面知识需要传播与共享，另一方，古老的文明需要延续和维护，在拒绝和接受之间，传统图书馆处于两难境地。在未彻底搞清网络搜索巨头们的真实目的之前，欧洲和中国的大型图书馆不约而同地放缓了与GOOGLE们的合作。抵制数字图书馆不等于排斥，信息资源的公开与共享是必然的趋势，只是共享的形式和内容需要进一步的明确，如果我们的兵马俑、篆书、典籍全部被数字化全球共享了，那以后还谈什么文化遗产保护，还有什么文化传承可言？

斯图加特媒体大学的彼得?沃德泽克博士说：“2015 年的图书馆将会是也必须是一座建筑物，坐落在著名的中心位置，因为它不仅必须是一个供人们搜索信息的地方，也必须是一个公共文化中心，不仅是一个通往（包括虚拟）世界的（物质的）门，也是一个聚会场所和文化事件场所。”这种说法其实是带有安慰性质的，在网络四通八达，像自来水一样可以在任一地点享用的时候，聚合了图书馆功能的文化公共场所，仍然和我们单独个人面对电脑进入互联网世界没有本质的区别。尽管如此，我还是相信，图书不会消失，数字化不会淹没一切，哪怕纸质载体的存在，仅仅作为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那也是我们永恒的精神殿堂。

文/韩浩月

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完美的人，甚至有时候还觉得有点糟糕，诸如人不够帅、脾气却够坏之类。但我之前是坚信，世间有完美的人存在的，那个世间完美的人，有着纯洁的心灵，健康的身体，清澈的眼神，爱所有人，内心从来没有仇恨……我承认这样的人很稀少，稀少到整个世界不过十几或几十人，但作为一种理想的寄托，还是能够带来一些慰籍的。

直到我做了一个游戏。这个游戏是7岁的儿子从幼儿园带回来的。游戏是这样的：给你的眼睛蒙上一块毛巾，用一个正前方的物体作为标志，听到口令后向前走，不过10步，解开毛巾后你会发现，你并没有直线前行，不是偏向了左边，就是偏向了右边。儿子告诉我，偏向左边的是左腿短，偏向右边的是右腿短。我不信邪，又试了几次，果然都是偏向左边。

儿子哈哈大笑，说他也是左腿短。我很沮丧，自己左腿短没有关系，怎么被自己引以为荣的最优秀的“作品”也是左腿短？儿子的心态比我好，他告诉我说，爸爸，哪个腿短平时走路是看不出来的，只有用这个测试才能测出来，每个人都不例外。儿子的劝慰让我放松了一些，结果带他下楼出去玩的时候，走路居然一瘸一拐起来，不禁想起了赵本山在《卖拐》中忽悠范伟的情节，心理暗示害死人啊。

被儿子测试完之后的好几天，我都有些不适感，打量肢体或对着镜子审视自己的时候，总是感觉右胳膊比左胳膊粗，左眼睛比右眼睛大，右脚比左脚小……这简直太不让人舒服了。我开始假想，假如理想中的那个可能存在可能不存在的完美的人，突然告诉我，他（她）也是和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一样，左腿比右腿长或右腿比左腿长时，我该是什么反应？哀莫过于心死，也莫过于理想的破灭。从此，我不相信世界上还有完美的人——这种稀有动物的存活了。

我不知道测腿短这种试验有什么科学依据，假设有的话，咱们人类真是白白感叹上帝造物之神奇这么多年了，且不说山河之壮丽秀美了，单是在小小一只蜻蜓的头部，都能造出2.8万只复眼来，人类作为万物之灵长，理应完美无缺，哪知道上帝却跟咱们开了这么大一个玩笑。在腿短腿长上做点小手脚也就罢了，没准在外星人眼里，地球人无论美丑都是不堪入目的怪物，既然不能拥有完美无暇的身体，何不让人类拥有纯净整洁的心灵？

我承认说这样的话有点找打的意思。自从人类直立行走、钻木取火以后，就已经与那个心境单一的、靠本能生存的动物作别了。按《圣经》上的说法，自亚当、夏娃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人类就已经和“完美”这个词告别了。整个人类的发展史，也是一部充满战争、仇恨与掠夺的苦难史，能在生存的年代平安、健康地生老病死，已属万幸了，“完美”还是作为一种信仰，让它高挂于星空之中吧。

然而，人对“完美”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漂亮的人想再漂亮，老去的人想永远保持青春，赚了一千万要想着一亿，生了儿子还想生个女儿，住了100平米房子想换一千平米的别墅……所谓“完美”，就是由这些通俗的事物组成的。一个人的欲望越强烈，完美就会离他越远。追求完美，往往会死于完美。

文/韩浩月

苏童的新书《碧奴》出版了，这是他应全球出版项目“重述神话”之邀，创作的一部以“孟姜女”哭长城为故事原型的小说作品。苏童是唯一应邀的中国作家，小说出版后他也公开表示，《碧奴》是他迄今为止最为满意的作品，有了这两个原因，便可以理解苏童为何频频接受媒体采访，参与看上去势头很强的新闻宣传了。

即便推前几年，如果一位已经在文坛取得一定名声的作家，如此地亲近媒体，也准会有闲话传出，这些闲言碎语包括：不甘寂寞，不安心创作，看重浮名薄利，并由此推断，该作家的创作生命离结束不远了。之前的作家，总是有意无意地与媒体保持一定的距离，恐怕就是出于对这些闲话的顾虑。当然也不排除，这些作家天生就有一种清高感，总认为媒体是服务大众的，难免流俗，会追问一些文学之外的东西。而作家是敏感的，他们的内心世界已经通过文字面向读者敞开，自然想保留一些不愿为人所知的隐秘。

然而在这个网络信息泛滥、纸媒扩版加厚、读者人心浮躁的时代，更凸显出“好酒也怕巷子深”的道理。作家走出书房，成为图书商业操作的一环，已经成为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包括一向低调的余华，在《兄弟》（上、下）出版后，也对各种采访来着不拒，一时间，电视、网络、报刊，四处可见余华侃侃而谈的影像、文字、各种消息和报道。余华蛰伏在民间的众多粉丝，通过媒体报道，了解了这位颇具神秘感的作家文字之外的生活，包括他的婚姻与家庭等等。在不间断的采访中，余华不停地重复自己的观点，讲述自己的故事，言多必失，他对《兄弟》的护犊情深，与外界对《兄弟》的批评，形成了一个不对称的局面，因此有文学批评家高呼，余华再也不是那个写《活着》、《再细雨中呼喊》的余华了。余华的“出山”对图书的促销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各种声音围绕身边，说带不来一丝困扰是不可能的。作家与媒体的亲密接触，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苏童也有这种困惑，虽然认同余华“要配合出版社做宣传，即使那只是一种职业道德”的说法，但每天忙着参加签售、接受采访，苏童还是有所不适，用他的话说就是“人生中最恐怖的事情来了。”对于自己要面临的“抛头露面”难题，苏童显然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在对面读者的一些苛责的时候，保持了平和的心态。比如有读者说，苏童在《碧奴》自序中写“很高兴《碧奴》能与世界各国读者见面！”很恶心，对此苏童哈哈大笑，自己也觉得读者的话有道理。作家在幕后的时候，受考验的是作家的作品，但一旦作家走上前台，读者往往对作家本人的兴趣更大一些。一个豁达的作家在对自己的作品有信心的同时，也应该虚心聆听质疑、批评的声音。苏童和余华在这一点上都做得不错。

但个别作家在这方面就有些欠缺，在他们眼里，媒体就是属于自己的一个秀场，拿不出有阅读价值的出版物，就吃老本利用自己的名声博取新闻点，听到批评的声音就火冒三丈，要么说批评者的品格有问题，要么要将对方告上法庭。还有一些作家被浮躁左右了心境，在媒体上玩概念、造话题，试图以明星的身份代替自己的作家身份。媒体对这些作家倒也是不持排斥态度的，甚至乐得配合一下，把读者的注意力从混乱的娱乐新闻中拉回一些，毕竟与作家相关的消息还属于文化范畴，什么时候作家跑到娱乐版面和大小明星扎一堆去了，那才是文学的悲哀。

作家应不应该在媒体上作秀？那得看如何“秀”。阐述自己的文学观点，解密作品的创作过程，包括透露一些自己在现实生活的细节，对读者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在文学被边缘化的今天，作家被关注的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我们的媒体应该给作家提供更多与公众接触的机会，文学会不会消亡，取决于作家这个群体还有没有动力去创作。与社会和读者的接触，有利于激发作家的创作激情，而媒体从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希望看到苏童、余华这样优秀的作家能够经常在媒体上露面，对时政、经济、教育、体育等非文学领域话题发表观点，在这些领域，作家已经缺席已久、脱离得很远了。

韩浩月
   
    贾樟柯获奖归来，前往机场迎接的媒体和影迷会给予他英雄般的待遇。是该到了为贾樟柯鼓掌的时候，这位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在“地下”实在闷了许久。浮出水面的第一部公映作品《世界》，因票房不佳，险些又将他摁回到水底下。现在凭借第63届威尼斯分量最重的奖项——最佳影片金狮大奖，贾樟柯可以扬眉吐气一番了，在为中国电影在国际上赢得了荣誉的同时，也再度证实了自己不仅会拍电影，也能拍出好电影——虽然，在他的拥趸们那里，他已无需证明自己。

    在电影节刚开始，本届电影节主席马克·穆勒便称“将有惊喜影片最后时刻现身威尼斯”。在贾樟柯本人还没接到通知的时候，主办方便已经公布了《三峡好人》在电影节上的首映时间。马克·穆勒是一位普通话朗朗上口的“中国通”，曾先后把陈凯歌、张艺谋等中国导演推荐到几个电影节上并斩获大奖。由此可见，《三峡好人》能够获奖，不那么值得惊讶。

    有趣的是，在《三峡好人》风光无限的时候，国内几部大片却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经受着难熬的舆论考验。《无极》的失败，不仅掩盖了《英雄》、《十面埋伏》在某个层面上的成功，更给后来的“大片”生产者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夜宴》的笑场，《满城尽带黄金甲》在女演员造型上的败笔，这些以往可能并不算太大的缺陷，却成为众矢之的。在尖锐的批评声中，掩藏着观众深深的失望。

    中国电影迫切需要优秀的作品为自己正名。《三峡好人》的获奖可谓来得正是时候。它的获奖，一方面表明中国内地不乏优秀的导演人才，一方面也映衬出当前国内电影的尴尬境地——叫好的不叫座，叫座的却骂声如潮。观众对大片不满，但又不愿意走进影院给第六代一个表现的机会。中国电影就在这种矛盾的冲突中止步不前，无奈地生存着。

    贾樟柯显然对这种境况有着深刻了解。接受媒体采访时他坦言，尽管电影获奖了，他对票房仍不抱太大期望。在《世界》身上，他寄予的希望很大，然而惨淡的票房还是不可避免地给他造成了伤害。不止贾樟柯，大多数第六代导演的作品遭受的都是冷遇，官方的禁映，发行单位的冷淡，观众的漠视……让他们的作品像是被压抑的火山，这些火山爆发不出来，国产电影就是一潭死水，几部大制作充其量只能溅起几朵浪花，中国电影新潮流的到来只能是空想。

    但很多人认识不到这一点。在一些人看来（这些人包括功成名就的第五代），中国电影还维持着繁荣状态，比如冯小刚前几天就说，他对中国观众还有信心，真不知道他的信心从何而来。的确，每年中国的电影市场上，是有那么一两部本土作品票房过亿，有那么一两位导演信心百倍，有那么一两部港产片增点光添点彩，除此之外还有什么？

    有评论说，第五代是值得尊敬的。的确，第五代导演曾给中国电影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为我们留下了《红高粱》、《活着》、《黄土地》、《孩子王》、《霸王别姬》等等优秀作品，但功劳是记在账簿上的，而不是拿来作为招牌的。曾被寄予无限厚望的第五代，在有过短暂的辉煌之后，已经无力助推中国电影跨上新的台阶。

    尽管如此，第五代仍然在名义上“支撑”着中国电影，对于第五代新作的批评，多来自精英群体和意见领袖，作品口碑的好坏，并不能渗透到受众面很广的普通观众，甚至有可能出现骂得越凶票房越高的怪异局面。观众宁可花高票价看完电影走出影院然后大叫上当，但对他们来说，看罢所谓的“大片”，参与一次公共话题的讨论，利用自己的发言权骂几句娘，也算对得住票价了。在这样的境况下，贾樟柯即使囊括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奖项，也未必能很快将奖项转化为票房。

    在贾樟柯获奖后，很多媒体报道时都用了“贾樟柯接过第五代递过来的接力棒”的说法，这是对贾樟柯近些年努力的最大肯定，然而事实却是，如此之重，贾樟柯暂时还无法承受得住。首先，以他为代表的第六代并没有找到合适的商业模式，吸引更多的观众走进影院。其次，第六代主拍的文艺片类型在内地没有市场，仅凭一帮资深粉丝的拥戴，是造就不出一个无愧于时代的大导演的。第六代必须要接受电影商业化的考验，实际上电影的商业化与他们自身的文艺气质并无太大的冲突，问题的关键在于，第六代首当其冲要抛弃自己的文艺片情结，要对国内电影市场有着清醒的判断，在不损害自己对电影的热爱和热情的前提下，寻求和观众接轨的方式方法。

    所以，贾樟柯的这次获奖，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第五代已经无力跑动了，但第六代还没有准备好，同样没有准备好的还有电影观众。现在，还是暂时让我们陶醉在喜悦中吧，无论如何，《三峡好人》的获奖，是内地电影在国际上跨出的一大步，相信贾樟柯——这个羞涩的山西汾阳人，能够自此大踏步地走进更多中国电影观众的心扉。相信第六代导演群，未来的中国电影，还是要看他们的。